研究计划研究课题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存录变异研究林晓光浙江.docVIP

PAGE 1 研究计划 研究课题：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存录变异研究 林晓光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17-2-25 一、研究思路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汉魏六朝文学（诗文）的基础文本，宗旨在于清理其在存录、辑佚中造成的变异，揭示汉唐文学研究由此发生的误读与遮蔽。作品文本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材料，而中古时期的文本与现代不同，在极不稳定的钞本文化机制中产生流传，又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经历重重中介处理，其基本保存状况会极大地影响文学解读。然而已被整理完善的汉魏六朝诗文，不像出土写本、简帛那样一目了然需要修复，其残破状态往往遭到忽视，并因而误导后来研究得出偏颇的结论。因而有必要从最基础的文献存录开始，一步步地追踪其动态生成过程，测定这些文本的变异程度与可利用状况。 二、学术史综述 从学术史看，对汉魏六朝诗文的大规模辑佚整理始于明代，明清学者对此时期作品存世文本的破碎面貌已有所认识。明张燮《七十二家集·凡例》称其“完制无多，碎金仍琐……割截太过，不无遗恨”，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凡例》则称“散见群书者，各自删节，往往有文同此篇，从数处采获……至乃碎锦残圭，义不连贯”。不过，明清辑佚学者的主要任务是从海量文献中汇聚文本，其工作方式及观念也与现代学者不同，故并未对这种碎片化的文本状态作出更多分析。而其编撰的大型总集问世以后，便为学者所阅读利用，这种汇集一代文献的形态更弱化了文本原初的零碎分散面貌。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问题几乎淡出了学者的视野。 本课题所探讨文本存录变异的两个焦点，是唐宋类书和明清所编先唐诗文总集。学界对此分别已有不少研究，但大抵与本课题思路不同。唐宋类书方面，有刘叶秋《类书常谈》、夏南强《类书通论》等著作，及郭醒、韩建立、孙麒等的博士论文，都重在探讨类书的编撰、分类、功能及版本校勘等，并未切入存录文本的内部问题。唯闻一多、贾晋华关于类书与诗歌创作关系，唐雯、黄俊杰、王乐关于类书与初唐文学观念的研究，在思考方向上值得借鉴。明清总集方面，尤其《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下简称《全文》《全诗》），则颇有指正其辑录文本错漏的研究，与本课题较为相关。关于《全文》，有中华书局影印本《全文》前言、韩理洲的系列补遗著作及程章灿论文《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阙误》（1995）等。关于《全诗》，则陈尚君、骆玉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遗》（1987）、跃进《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撰方面的一些问题》（1989）、吴松、周超《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诗商榷》（2014）等论文均予以补阙指瑕，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辑佚”章亦指出其编订未足精审。上述论著大多坚确精湛，推进完善了汉魏六朝诗文的整理工作，但都是从文献整理常规失误的角度更作精密修正，而本课题在此环节的重点在于从方法论上反思文献整理过程中人为处理手法造成的文本变异，故尚有诸家未及注意之处值得探讨。 近年来中古文学界出现的一个新研究动态，是将“钞本”作为中古文本生成的基本载体，注目于在此前提下凸现出的钞本文化与刻印文化的原理性差异，将研究重心置于文学文本的生成机制。这一研究潮流在刘跃进、陈引驰等学者的引领下，已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术单位召开一系列会议，通过两次系列笔谈提出了理论主张：《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刊“钞本时代的经典研读与存在的问题”（尤其刘跃进、程苏东、孙少华诸篇）及《复旦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刊“周秦汉唐经典的形成与诠释”（尤其刘跃进、孙少华、徐建委诸篇）。单篇论文方面，孙少华《钞本时代的文本抄写、流传与文学写作观念》（2015）、《文本系统与汉魏六朝文学的综合性研究》（2016）宏观考察了钞本时代文本运作的各种类型与相应表现；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激活“衍生型”文本的文学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7.25）从异质文本、衍生文本等角度丰富了文本学理论；徐建委《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指出屡见于各种上古文献的同类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共享的公共素材；程章灿《文本与视野——拓展六朝文学研究的三点思考》（2016）论述了六朝文学文本的多样性、特殊性与流动性；孙少华、徐建委的专著《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的抄撰与流变》（2016）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研究先唐文学“文本学”的主张。 以上成果在具体研究对象上各有侧重，并非都与本课题直接相关，但从方法论上则相互发明，基于同一学术范式，即意识到我们面对的研究材料并非客观事实或作品原生态的直接反映，而是被历史过程层累性地制作处理的结果，从而要求从审查文献基础出发，追问其形成过程、制作原理、动态关系及对解读效果的影响。这一学术动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