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好的孩子才会有糖”.docVIP

PAGE PAGE 1 “表现好的孩子才会有糖” 　　摘要：教育对儿童的精神世界具有形塑作用，但现实中的教育却在各种细节与行为中呈现出一种窄化了的形塑，即型塑。型塑的结果是儿童精神世界的枯萎，是教育之善的失落。在形塑与型塑之间，教育工作者应重新思考何为教育的形塑，及教育如何实现儿童精神世界的形塑。 　　关键词：精神世界；型塑；形塑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编码：A文章编号：2095-1183（2013）02-0010-05 　　放学的铃声响起来了，孩子们排好队后，丁老师要发糖了。这并不是常有的事，糖是学校发给丁老师，让丁老师留给孩子们的。听到要发糖的好消息，还在忙着拽书包的孩子、揪女生辫子的小调皮、推推搡搡要往门外冲的小朋友，都回过头来，眼睛盯着老师的手，怎么也不挪开。老师发糖，每个小朋友都有。但是，在发糖之前，老师仍然提出了一个条件：“谁站得最好，我就发给谁。谁要是排不好队，今天的糖就不发给他。”在获知这一交换条件后，连平时最调皮的小孩子也赶紧望望前面，挪了挪脚的位置后，眼睛继续盯着老师手中的糖；而平时就很乖的孩子这时更是很严肃地站在队列之中，以无视老师表明自己正践行着老师的要求。 　　“谁站得最好，老师就发给谁糖吃”“谁坐得最端正，就让谁来回答这个问题”“谁的表现最好，老师给谁贴上小红花”，诸如此类的话语在教育实践中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已成为教师这一职业所固有的语言文化。教师习惯于说此类话语，并借助话语中的糖、回答机会、小红花等具有“诱惑力”的要素，引导和促进儿童形成教育所期望和满意的行为方式。当然，这种行为方式的培养是有社会意义的，它体现着社会对教育寄予的“塑造人”的厚望；同时，儿童具有的巨大的“可塑性”也为达成这一愿望提供了前提。因而，诸多学者认可教育对人具有巨大的“形塑”作用，教育的塑造功能被看作是其基本功能。但是，教育对儿童行为习惯的塑造仅是最低层次的“形塑”，这在杜威看来只是“与教育性教学不相同的所谓训练”，他认为，教育要深入体察的是个体“行为的心理和情感倾向的变化”，[1]这是第二层次的“形塑”；那么教育作为人的发展过程，其结果是否仅是人的心理层面和生理层面的发展？对此，金生鈜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根源在于“人的精神的发展”。[2]“教育通过对人的精神的建构，从而把生理的和心理的东西带出来，精神是建立在这些之上统摄着它们”，“精神整合了人的一切”。[3]雅斯贝尔斯也将教育定位为“人的灵魂的教育”，是人的内部灵性的生成。[4]生理、心理、精神作为教育“形塑”的三个层次，虽在学理上可作区分，但现实中却是糅合在一起的。在教育中，任何一种行为、态度、话语、活动虽是呈现于外观上、行动上，但实际上是会进入人的心理，拨动人的情感，进而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同样，个体行为的发出也会经由一个从内而外的过程。因为，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其意志是自由的，即使人的自主性受到极大程度上的压抑，人身受到绝对的控制和约束，人也享有并能运用“有限的”自主的。① 　　分糖：儿童精神世界的形塑 　　出现在教育场域中，用以表扬儿童的糖果、星星、小红花，已然超脱了物质本身的含义。与从商店购买获得相比，从教师的手中因表现好而获得，在同学们艳羡的目光中接受，父母邻人知晓后的夸赞，使得物品更体现出赋予其上的荣誉的价值，是对个体行为表现的一种认可和激励。个体从这种激励和认可中能够获得对自我的肯定，明了这种行为对自我和他人的意义，并在激励与认可的情感中将这种认识自然地渗入具体的行为，形成稳定的行为倾向。因而，物质奖励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行为奖励，还能推动个体精神层面的建构。物质奖励的理想状态应是：引起个体行为——情感——精神的良性循环。 　　但是，如果我们作一反推：如果“谁站得不好，就不发给他糖”，如果“谁不守纪律，就在黑板上记上名字”，如果“某某表现不好，周围同学就不要和他说话”……站得不好，换来的是拒绝；不守纪律，换来的是威胁和自尊的“裸露”；表现不好，换来的是教师的反感、同学的孤立；成绩不好，换来的是教师的无奈和愤恨……同样充斥在教育场域中的这类话语形成了与认可和激励截然相反的情感态度。教育不是将小红花、糖果、星星等作为奖品，而是将教师的认可、欣赏、鼓励、赞扬、关注、爱，甚至对人格的尊重、权利分配的平等、心理的关心和情感的理解，将一个完整的人获得存在感和价值感所不能缺少的品质作为奖品有条件地分发给孩子——这种条件就是教育所认可的标准，是教育所满意的行为。如此，学生要想获得教师的关爱、鼓励、欣赏、尊重，就要“奋发拼搏”“辛勤耕耘”，就要做“听话的孩子”“守纪律的好学生”，就要知晓教师的标准、学校的规定、教育的期待，并将这些“表现好”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收敛个性，走回平齐的线条之内。可见，“分糖”实质是在对儿童自我、儿童精神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