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法律专业论文.docx

论刑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 PAGE PAGE 1 引 言 关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问题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7 年的英国。当 时的一位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为被害人的正义》的论文，首次提出被害人在刑 事诉讼过程中权利的保护问题，并对如何具体建立被害人赔偿保护制度及其必要 性做出了初步的阐述。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犯罪被害人救济制度逐步 成为世界的潮流。之后到了七十年代的后半期，国际上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被 害人的救济和补偿制度逐步涉及到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等诸多问题。关 于被害人的有关理论在法学界开始广泛深入得开展起来，比较有代表的有美国西 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道格拉斯·艾文·比鲁夫在《犹他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刑 事诉讼三重模式——被害人参与模式》，对帕克的“二重模式”[1]进行了补充， 提出了包含“被害人参与模式”的“刑事诉讼三重模式”[2]；以及在比鲁夫教授 提出“刑事诉讼三重模式”理论的同一年，多伦多大学的法学和犯罪学教授肯 特·洛奇发表了《刑事诉讼四重模式》，提出了“刑事诉讼四重模式”[3]。1985 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犯罪预防和罪犯处理大会”上通过了《为 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与此同时，欧美各国也 [1] 1964 年，时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赫伯特·帕克提出了刑事诉讼中“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 形成了“刑事诉讼二重模式”理论，在刑事诉讼模式中，“二重模式”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占据着主导 的地位。帕克认为，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社会安宁和公众利益是刑事程序的最重要功能。犯罪控制 模式以惩罚犯罪的效率为主要目标，效率是判断刑事程序成功与否的价值标杆。犯罪控制模式允许非司法 程序和非正式程序的存在，刑事程序的运作不能阻滞处理案件的速度。“如果说犯罪控制模式像一条流水线， 正当程序模式看起来就像障碍赛跑道。”这是对正当程序模式的恰当比喻，且形象地说明了犯罪控制和正当 程序模式的主要区别。帕克认为，正当程序模式的每一个连续的阶段都被设计为将被告人送进程序中的下 一个阶段的障碍。正当程序模式总是对国家权力充满着不信任，为减少人类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正当程序 模式反对非司法程序和非正式程序的存在。 [2] 他认为，帕克并没有预料到会出现正式的被害人参与的现代法律，也没有审视持续到今天的被害人参与 的法律传统，被害人参与无法存在于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的价值之中，两种模式都被不能为理解被害 人的参与提供便利，为反映被害人参与的法律的出现和变化，需要有第三种模式——被害人参与模式。比 鲁夫教授解释道，构成被害人参与模式包括三个重要概念：对被害人的公平对待、对被害人的尊重和被害 人的尊严，这些权利体现为被告知的权利、出席的权利和与检察官法官交流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天赋的， 是类似于正当程序的权利。他还认为，确立类似于正当程序的参与权利的正当性是为了防止被害人遭受到 两种侵害：第一种是来自犯罪本身的初次伤害；第二种侵害来源于政府的救济不力。 [3] 洛奇教授指出，“二重模式”写于被害化研究广泛开展之前，忽视了被害化风险。他提出了刑事诉讼的 另外两种模式，即被害人权利的惩罚模式和被害人权利的非惩罚模式。前者建立在刑事制裁，后者则强调 犯罪预防和恢复性司法。他将惩罚性模式比作“一个过山车模式”将刑事司法置于固定的压力之下去改善 自身，以鼓励被害人报告犯罪，防止刑事诉讼中的被害化，以及对高层次的被害化作出回应。被害人权利 的非惩罚性模式朝向犯罪预防和恢复性司法的方向，洛奇教授把这一模式比作“一个循环模式”。预防和恢 复的过程都能呈现为一个循环过程。犯罪一旦发生，这个环形就表现为治疗、赔偿和恢复性司法的过程。 规范的说，循环模式强调被害人的需求更甚于他们的权利，它寻求的是使被害化和惩罚的痛苦均最小化。 非惩罚模式和“犯罪控制模式”不同的是，它不依靠惩罚去控制犯罪，而是在一个非对抗的程序中，平等 的对待每个人，将其当作负责的公民，并且通过恢复性司法和犯罪预防协调加害人、被害人及其社区的利 益。 开展了民间支援组织为中心的对被害人精神上以及物质上的支援、刑事司法程序 上确立被害人诉讼地位等刑事被害人保护和救济等一系列的运动。到了九十年 代，欧美诸国依然保持了对被害人进行支援的倾向。如美国的被害人权利宪章、 英国的被害人宪章等一系列有关刑事被害人保护的法律。在美国，从 1998 年到 1999 年之间，通过对州宪法进行修改，规定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州增加到 29 个， 而且有关被害人权利的宪法修正条款也更为详尽，其中关于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共 同规定有：1、在整个刑事程序中尊严、人格受到尊重的权利；2、防止被害人被 再次侵害的权利；3、被告知审判程序的权利；4、在量刑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