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诉讼观-公开课件.pptVIP

关于中国人诉讼观念的基本看法 无讼\息讼 惧讼、恐讼、贱讼、耻讼 无讼 它主要代表着官方与士人阶层的法律价值和理想 “无讼”是一个“几千年的中国梦”。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 无讼思想的形成原因 学者多有论列, 概括起来五点： 其一, “和谐”思想。表现在: 一是天道自然和谐; 二是天(自然) 人(社会) 和谐;三是人人和谐。 其二, 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 国被视为家的放大。 其三, 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宣教。 其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义务本位的法律, 与西方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传统不同。由于缺乏明确、强烈的法律权利, 所以, 通过司法寻求权利保护的意识也就自然无法发展, 从而也就抑制了中国人诉讼意识的成长。 其五, 面对春秋战国时代“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政治社会态势,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巨大的儒、法、道3 家, 他们追求的终极社会政治的目标和理想, 就是秩序的“和谐”, 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与途径不同。及至汉代武帝标举“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以“儒术”为核心, 兼容并包其他各家思想之后,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无讼”观念, 也就成为正统。 而儒家的“无讼”思想包容在他们的礼治思想中, 同时, 因为“儒学所称道的礼原本即是植根于小农宗法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中的, 所以, 他们的“无讼”法律思想也就更便于产生教化的客观效果, 某些儒家官吏也在司法实践中身体力行。 无法回避的现实 “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清代崔述（著名经学大师） “舌唇细故而致争,锥刀小利而兴讼”。 “习律令,性喜讼”。 “乡里没缰筋,饿死城里人” “无讼”只是一种社会秩序的道德理想而已,而“息讼”也仅仅是一种弥消纠纷的手段罢了。 “厌讼”观念 主要是民间文化的法律心理反应, 它实质上观照出对官方司法体制与实践的一种信仰危机, 是对官方司法腐败的一种疏离；也是官方压制的结果。 “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 并非中国人天生“厌讼”。事实上, 中国人还是颇为好争的, 为了些微利益争斗者, 也每每为史书所不绝, 为日常生活所习见。 公元前536 年郑国子产“铸刑书”, 晋国贵族叔向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 就是“惧民有争心”, 而且“刀锥之末将尽争之” 。 当时, 邓析精通法律, 不但帮助他人打官司, 而且聚众讲学, 招收门徒, 授传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 极一时之盛。《吕氏春秋·离谓》载云: “民之献衣襦盞而学讼者, 不可胜数。”这种情形并非春秋时代所独有, 宋代以后也不乏历史记载。 明清时代：“诉讼爆炸”社会 据学者估算,清代州县衙门受理的民事案件约占全部“自理”案件的50 %。在清代后半期,州县衙门每年处理50 到500 个民事案件, 很多州县可能每年处理100 到200 个民事案件。平均而言,每个州县每年约有150 个案件。清代民事诉讼的统计数字显示,在一定程度上,清代已是一个“健讼”社会。假设每个州县平均人口为30 万,每年约有150 个案件闹到州县衙门,那么一年当中每2000 人就有一个新案子,一年当中每200 户就有一户涉讼。 对乡民来说,一旦自身利益或“权利”遭到侵犯,在提起诉讼时他们并不担心在道德上有何障碍,故而,单单用“厌讼”和“贱讼”已经难以表达他们的诉讼心态。 据此, “到了16 世纪末,情况变化了,农民的世界扩大了。他们或纳赋当役、或行商做工,时常进城,往来于县衙周边,与县衙书役时有接触。县衙和庶民的距离,在心理上接近了,打官司成为庶民要解决纷争时容易想到的一个途径。” 厌讼：官方抑制诉讼的结果 明代法律规定: “各州县设立申明亭。凡民间有词状, 许耆老里长准受理于本亭剖理。” 洪武31 年(1398 年)颁布的“教民榜文”规定: 户婚、田土、钱债、均分水利、私宰耕牛、擅食田园瓜果等民事案件, 系民间小事, 禁止径行诉官, 必须先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是令出后,官吏敢有紊乱者, 处以极刑。民人敢有紊乱者, 家迁化外。前已条例昭示, 尔户部再行申明”。 清代康熙皇帝也曾经公开宣称: “若庶民不畏官府衙门且信公道易伸, 则讼事必剧增。若讼者得利, 争端必倍加。届时, 即以民之半数为官为吏, 也无以断余半之讼案也。故朕意以为对好讼者宜严, 务期庶民视法为畏途, 见官则不寒自栗。” 《澎湖厅志》“劝民息讼告示”中规定: “凡有户婚、田土、钱债、口角、斗殴细故, 实系理直者, 不如邀同公亲理处息事, 既不伤和气, 又不须花钱, 毋得轻听讼师言语, 动辄告状。” 厌讼形成的原因 经济原因：成本太高，投入大于产出 《诫讼诗》云: “些小言词莫若休, 不须经县与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