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docVIP

PAGE PAGE 9 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 方 铁 摘要 雍正朝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笔者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了本次改流之目的、实现改流的手段、改流的不同类型、改流后的社会状况等问题，对过去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同时总结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关键词 清朝 雍正朝 改土归流 清代雍正朝在西南蛮夷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相关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 相关成果如：王钟翰《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文史》第10辑，1980年出版；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出版；侯绍庄《清代贵州改土归流试探》，《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l期；李世愉《试论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3期；王缨《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清史研究》1995年２期；余宏模《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2期 相关成果如：王钟翰《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文史》第10辑，1980年出版；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出版；侯绍庄《清代贵州改土归流试探》，《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l期；李世愉《试论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3期；王缨《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清史研究》1995年２期；余宏模《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2期；马国君《 论清代前期西南边政的决策演变》，《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2期。 一 从汉唐羁縻治策发展而来的土司制度，是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策方面的一大进步。土司制度在元明清三代施行， 元代的土官制度与明清两代的土司制度，其完善程度与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其内涵、治理思想与施用范围大体一致。为方便叙述，本文将元代的土官制度与明清的土司制度概称为“土司制度”。 加强了朝廷对南方蛮夷地区的统治，其统治深入的程度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均使前代的 元代的土官制度与明清两代的土司制度，其完善程度与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其内涵、治理思想与施用范围大体一致。为方便叙述，本文将元代的土官制度与明清的土司制度概称为“土司制度”。 参见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2期。 土司制度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原王朝大体实现了对施治地区自然资源的有效调控。朝廷授予土司利用自然资源的某些合法性，同时掌握收回其资源占有资格的权力，从而减少蛮夷首领独占资源或为争夺资源而争斗不已的情形，大体实现朝廷对蛮夷地区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为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清代云贵总督鄂尔泰指出，以汉化夷及以夷制夷为抚定蛮夷的基本方法， （清） （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复奏奏事》（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三。 土司制度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土司获得朝廷的保护，而朝廷对其行为或鞭长莫及；土司亦逐渐掌握与朝廷打交道的方法，平时借多征税收以自肥，条件具备时逐渐坐大，甚至凭借掌握的土军分裂割据。朝廷允许土司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客观上也保护了落后社会及其旧俗，并使土司辖下的夷民难以得到国家法制的保护。随着边疆地区的进步，土司制度保守、落后的一面逐渐明显，土司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对驿路开通和移民进入等肆行阻挠，也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 清军平定云南后，吴三桂盘踞其地10余年，这一时期还谈不上全面治理西南边疆。吴三桂在云南滥封土司，并煽动部分土司参加叛乱，使明末以来云南土司难以管控的局面更趋严重。清廷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疏，从十个方面提出筹滇的善后事宜。 （清）蔡毓荣撰：《筹滇十疏》，载（康熙）《云南通志》卷二九《艺文三》，云南省图书馆藏。 其内容丰富且切中时弊，康熙帝以所奏各款有合时务，令九卿、詹事、科道议行。 《清史列传》卷七《蔡毓荣传》，439页，中华书局，1987年。 蔡毓荣上疏与土司有关者计三条，一为治土人。他指出吴三桂叛乱时滥征土兵，狂任伪总兵或副将，伪署之参游都守等遍及诸蛮。吴乱既平，各地土司虽先后归诚，但“骄纵既久，驯服为难”。 二是 （清）蔡毓荣撰：《筹滇十疏》，载（康熙）《云南通志》卷二九《艺文三》，云南省图书馆藏。 《清史列传》卷七《蔡毓荣传》，439页，中华书局，1987年。 经40余年康熙朝的悉心治理，雍正初云贵地区发生很大变化，原先疮痍满目、百业衰堕的景象明显改变，云贵地区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乃成为雍正朝治理追求的目标。此时土司长期积累的严重问题日渐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亦已成熟。雍正帝乃以鄂尔泰为云贵桂三省总督，主持在三省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