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DOC

—PAGE １０— —PAGE ９— 【问题探讨】 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 一个矛盾与复杂的存在 （一院陈玉链推荐，2015年12月15日） 推荐理由：现在许多反对中医的人在不断质疑中医的科学性的同时，还往往请出鲁迅、胡适等文化大家，摘取他们的一些字句，为自己更添底气。但是任何一个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当我们回看当时的中国，或许就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大家在批评中医时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其中的一些批评一针见血，不仅在当时，在今天也直指中医的痛点。这不是对中医的诋毁，相反，这正是对中医振兴的最殷切的期盼。 以鲁迅、郭沫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大家在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建构中国新的文化和文明、推动社会前进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剧烈的变革和阵痛中，他们身上普遍都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他们中以鲁迅和胡适堪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都曾公开对中医提出置疑，态度决绝地予以反对并呼吁取消。他们在上个世纪的观点和看法现在已经成为废止中医论的人士佐证自己观点的有力证据。五四新文化大家真的反对中医，还是其中另有隐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一直成为后人所追思的话题。当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全面追寻分析五四新文化大家的一生，我们发现，在这些大家身上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医”情结，不是仅凭“反对”一词就能描述清晰的，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可谓是一个矛盾与复杂的存在。 一、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复杂关系背后的悖论表现 1.文化大家反对中医的实质表现 鲁迅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医的不满，他在著名的《呐喊自序》中，态度明朗地提到：“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也正是由于对中医的失望，鲁迅萌生了到日本学习西医的想法，于1902年远赴日本并在仙台学习西医。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风云人物，是20世纪初期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他充满激情地提倡新文化，态度强硬地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他认为“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郭沫若也是一个坚定的中医反对论者，他在《独立评论》期刊上发表评论提到：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提及“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 2.文化大家对待中医态度的矛盾表现 评判一个人物对于某种事物或现象的态度，我们不能采取静止的态度和方法，应该用动态的观点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加以对待和剖析。为此我们会发现，文化大家对待中医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反对与批驳能够解析清楚，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太多的矛盾与悖论。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他人生的前后期就曾发生过较大的思想转变。对于中医，鲁迅起先是认可的，以他少年时多次延请中医为父亲诊疗即可看出。其后由于父亲不幸病故，鲁迅则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中医，原因是很复杂的，鲁迅曾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写到自己早先对中医不满的特殊因由，“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携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此后，鲁迅先生改变了自己对于中医的态度，他从日本回国后，逐渐扭转了自己的偏激的观念，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鲁迅先生不断整理收集中国的古代的医药典籍；二是他在日记中不断记录自己利用中医中药治疗疾病的经历。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变得较为科学和实事求是。 在胡适身上也发生了令其极为尴尬的事情，1920年11月，胡适罹患糖尿病与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西医疗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后来朋友建议去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胡适勉强应允，反而治疗痊愈。他一方面反对中医，一方面却是中医治好了他的重病，胡适被推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1921年胡适把这次事件形诸于文字，披露了自己的真实心声，他在翻译家林纾为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上题了长跋，详细叙述自己的事情：“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炎……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给陆仲安先生为我诊看……现在竟全好了，颇引起西医的注意……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从中不难看出表面一直对中医非常敌视的胡适既承认了中医药治愈自己疾病的事实，也对中医药的真实价值有了领悟与认可。 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改变了以前认为中医只能治“自己会好的病”的观点，说“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肾脏病，戈宝权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医之药而愈。”同时郭沫若也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