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概论第六章.pptVIP

6.3.1 翻译动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德国两位翻译理论学家弗美尔和赖斯创立了功能翻译理论。 他们提出的目的论，强调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 目的论认为，一项具体翻译任务的目的决定了翻译一个文本需要直译还是意译，决定了具体的翻译策略。在强调译者的目标在翻译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提出了另一个原则—连贯原则。 目的论所强调的连贯原则，即语篇内部的连贯，就是指译作所体现的意愿与目标读者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备这样条件的翻译，就可以被视作成功的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对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选择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 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变法通义》中，梁启超详论翻译，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义”的地位。他明确指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列；三曰，养能译之才。”他把“择当译之本”列为三义之首义，可以说是抓住了译事之根本。 选择什么样的书来翻译，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便是翻译的目的。 梁启超把翻译当做强国之道，目的在于推行维新变法。在他的倡导之下，一批批外国社会科学著作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推行维新变法，改造旧中国的明确目的是其“择当译之本”的出发点。 梁启超虽大力倡导翻译社科著作，维新救国并没有因此实现，于是他转而对小说的作用抱有幻想，希望借助小说“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来达到改良社会与政治，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小说一无可取，“地位低微，著者多为市井俗夫，内容方面只知诲盗诲淫，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相对而言，西洋小说却是文学的正宗，著者皆为硕儒道人，写的都是政治议论，与政体民志息息相关，对国家政界极有裨益。 翻译活动中，翻译动机和目的直接影响着作品的选择。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译者对于社会现实需求有着不同的认识，出于不同的动机，对作品的选择就不同。 在历史动荡或社会大变革时期，翻译家往往出于政治的动机，把翻译当做实现其政治理想或抱负的手段。因此，他们在选择作品时，特别注重其思想性。如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的选择，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社会环境稳定的时期，翻译家则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作品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和艺术性。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两部巨著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便是一个充分的例子。 萧乾和文洁夫妇认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对20世纪小说创作曾去过并仍在起着巨大作用。他们不顾年事已高，也不怕翻译中可能遇见的重重困难而选择翻译这部巨著，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部作品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我国小说的创作有可借鉴的地方” 但有必要指出一点，就译者个人的翻译动机而言，他想达到的翻译目的及对作品的选择，有可能与翻译的其他因素，如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发生冲突，其结果可能会造成“语内连贯”的缺失，从而影响译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文学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例子：1939年，日本大举侵华，而在其后方，大批从军者的家庭正在遭受死亡的威胁。此时，译者和出版社洞察了国民的心态，适时翻译出版了以《死亡》为题的法国作家布尔热的小说，这部经过大量改写的译作竟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成了畅销小说。 然而后来，又有译者本着还原原著本来面目的目的，重新翻译了这部小说，结果因为日本民众接受这一题材的社会历史环境早已发生了改变，这部更加忠实的译作，问津者却寥寥无几了。 可以说译者对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体察以及由此产生的翻译动机，对整个翻译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作能否获得广泛的传播。 然而，在当今社会，一些消极的因素影响着翻译界，像在战争年代或者社会大变革年代的那种以翻译求知救国的强大动机如今已经少有张扬，而“追名逐利”的翻译动机却在严重地败坏着翻译界的风气，其严重地后果便是翻译质量的下降，甚至出现明目张胆的抄袭与剽窃行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应该予以充分关注。 6.3.2翻译观念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所谓翻译观念，即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它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 作为一个译者，如何理解翻译活动，对翻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他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会因时代或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一个人的翻译观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翻译优化论 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是译诗的本体论。三美之中，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后是形美，也就是说翻译是美的创造，所以神似胜于形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