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实施的反垄断-精选文档.docVIP

反垄断法实施的反垄断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基本法则，但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竞争的自由和公平。“要使竞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适当地组织某些制度安排，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它们之中有些是私人企业从来不能充分提供的――而且它尤其依赖于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既维护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竞争的法律，被誉为“经济宪法”，对促进市场充分竞争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但“如果法律规定的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不影响人的行为，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要把“纸面上的”反垄断法变成“行动中的”反垄断法，使反垄断法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守护神，必须建立科学的反垄断法实施模式。 　　一、私人执行：权利救济与法律实施 　　对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有不同范围的理解。广义上的私人执行是指因私人当事人倡导或介入而进行的反垄断法执行；中义上的私人执行是指在诉讼程序中，涉及反垄断法执行的任何私人当事人作为诉讼参与人来指控违法者；狭义上的私人执行是指在诉讼程序中，私人当事人基于反垄断法的规定而提起的独立民事诉讼或民事反诉。典型的私人执行是指狭义上的私人执行，一般是由垄断违法行为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执行方式。本文持广义的观点，即凡是由私人发起的反垄断都属于反垄断法私人的执行。 　　(一)私人执行是一种权利救济方式 　　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首先是作为一种权利的救济方式存在的。有权利，就有救济方法。如果存在着一种权利，那么，法律就要为这种权利的被侵犯而找到一种救济方法。同样，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两面关系合成一个整体，构成了法治社会价值的两个要素。救济通常以某种权利的存在和被侵害为前提，是对权利的救济，即在权利被侵害后对权利的恢复、修复、补偿、赔偿或对侵权的矫正，故称为权利救济。但权利能否得到救济，法律需要对救济本身赋予“权利”，这种“救济权利”是一种纠正或减轻性质的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会矫正由法律关系中的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果。即救济本身也是一种权利，是相对于需要救济的权利的“第二权利”，是实现权利的权利。由此可见，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必须以反垄断法中某种“原权”作为前提，当“原权”受到侵害时，则可以通过私人执行的方式予以救济。因而可以说，承认私人执行这种救济方式，也就是对私人救济权的认可。 　　反垄断法上的权利主体有两类：一是消费者；二是经营者。消费者因垄断行为致使其公平交易权、选择权等“原权”受到侵害从而进行救济是毫无争议的。但是，经营者通过私人执行主张的“原权”是什么?“保护竞争不保护竞争者”是表达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著名论断。保护竞争也是各国反垄断法立法的宗旨。有学者认为经营者遭受垄断行为侵害的权利是“竞争权”。但究竟何为竞争权?竞争权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怎样界定的?竞争权的逻辑结构是什么?竞争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竞争权是相对于谁的权利?竞争权是绝对权、相对权还是请求权?竞争权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范畴?这些问题仍存疑问。台湾学者曾世雄认为公平交易秩序对于事业或消费者而言，不能视为权利，仅能视为法益。撇开关于竞争权的争论，笔者认为，竞争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对竞争权造成侵害，最终仍以“损害”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受害人财产或营业上的损害。这种财产或营业上的损害则可以通过主张民法上的“财产权”来实现，而民法上“财产权”的受侵害是因“竞争权”遭受侵害的结果。从而在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经营者因垄断受到财产侵权而寻求赔偿的在反垄断法上落到了“实处”，为权利的救济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从救济权这个角度，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本身就是一种权利。黑格尔认为，人的主体性是通过人在精神上的自由这一命题来完成的，即精神之所以是自由而且能够自由，是因为精神依靠它自身存在和发展，而不会如同物质一样依附他物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理解，救济权只不过是自我救济的外在的形式，救济权在本质上属于权利主体自我救济的自由。既然私人拥有反垄断法上的权利，救济主体也应当归属于私人。允许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反垄断纠纷就可以通过法定的救济途径得以解决。反之，禁止或不当限制私人执行反垄断法，则是对私人执行救济权的剥夺，其结果必然是权利救济途径和利益伸张渠道被人为地割裂或者阻塞，权利及权利救济诉求难以充分实现，引发社会混乱和冲突。 　　(二)私人执行是一种反垄断法的实施方式 　　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反垄断法私人执行这种方式。根据不同的标准，反垄断法的实施模式可作不同的分类。按照反垄断法实施第三方即反垄断法实施机构(包括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在一国反垄断法实施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重要性的角度，不管反垄断执法如何组织，也不管如何复杂，可将反垄断法实施体制大致分为司法中心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