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论“控制的社会”.docVIP

德勒兹论“控制的社会” 作者：德勒兹（Gilles Deleuze） 译者： 刘汉全 本文选自《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其（个人的）电子卡离开其居室、街道和社区，这张电子卡可以使某个栏杆抬起；电子卡还可以在某天或者某个时间内被吐出；重要的不是栏杆，而是电脑，它测定每个人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位置，进行着普遍的调制。” 　 一、历史 福柯将惩戒的社会定位于18和19世纪，其于20世纪初达到顶峰。这些社会采用禁锢大环境的组织形成。个人不间断地从一个封闭环境到另一个封闭环境，每个封闭环境都有其规则，首先是家庭，其次是学校（你不是在家里了），再次是军营（你不是在学校里了），再次是工厂，时不时是医院，也有可能是最佳禁锢环境的监狱。监狱充当了典型。《欧洲51年》的女主人公看到工人时惊呼道：我好像看到了囚犯……福柯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禁锢环境的理想设计，这种设计在工厂里尤为明显：集中，分布空间，排列时间，在时空中组合成一种其结果大于各组合分力之和的生产力。然而福柯同样知道这一式样的短暂性：它接替了目的与功能全然不同的绝对统治的社会（取消生产甚于组织生产，决定死亡甚于管理生活）。过渡是渐进的，拿破仑似乎促成了这种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巨大转换。但是惩戒也碰到了危机，新的力量渐渐出现，二战后加剧；我们的社会已不再是惩戒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已停止是惩戒的社会。 我们处于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家庭等所有禁锢环境的普遍危机之中。家庭是内部，像所有其他的内部，如学校内部、职业内部等等，一样处于危机状态。主管部长们不断地宣布被假定为必要的改革。改革学校，改革工业，改革医院，改革军队，改革监狱，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机构垮了，或迟早要跨。现在只不过是在处理临终事宜和给人们找点事情干干，直至正在找上门来的力量立足下来。控制的社会正在取代惩戒社会。控制一词是伯勒用来指新魔鬼的，福柯认为此词指明了我们最近的未来。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也在不断地分析着这些貌似自由的、超快捷的控制形式，这些形式正在取代运作于封闭系统的旧有形式。用不着引征特殊药物的制造、核形成、遗传学实验，虽然这些都是用来介入新过程的。不必问哪种制度最残酷，或是最可容忍，因为在每种制度中，自由与奴役都在交锋。例如，在作为禁锢环境的医院的危机中，分区化、日间医院、上门治疗，等等，最先表现出了新的自由，但同时也就加入了堪与最严酷的禁锢相提并论的控制机制。用不着感到恐惧或抱有希望，只需要去寻找新的武器。 二、逻辑 个人所经历的不同的关禁状态或禁锢环境是自变量：人们每次都被认为是从零开始，所有这些环境的共同语言是存在的，但是类似的。而不同的控制状态则是一些不可分割的变化，形成一种其语言是数字的(不一定是两进制的)可变几何系。禁锢是模子，是清晰的模塑品，而控制是一种调制，像一种连续的、每时变化的、自动变形的造型，或像一种每个网孔点都在变化的网筛。这在工资问题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工厂是一个主体，它使其内部力量达到一个平衡点，这一点是尽可能高的生产点和尽可能低的工资点；在一个控制的社会里，企业代替了工厂，而企业是一种灵魂，是一种气体。毫无疑问，工厂已经有了奖励系统，但是企业更为彻底地推行一种对每一工资的调制，使每一工资都在可笑至极的挑战、比赛、讨论等不断的转换之中进行变化。之所以连最愚蠢的电视游戏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功，就是因为这些游戏恰当地表现了企业的境况。工厂使个人形成一体，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资方易于监视整体的每一成分，工会便于整体的抵抗。但是企业则不断地将不可调和的竞争作为有益的竞赛引进来，竞争这一绝妙的激励手段使个人间对立，使个人本身分裂。“按劳取酬”的工资调制原则不可能不使国民教育本身受到诱惑。事实正是如此：正如企业代替工厂，经常性培训有替代学校的趋势，连续测验有替代考试的趋势。在惩戒社会，人们不断地重新开始（从学校到军营，从军营到工厂），而在控制社会，人们永难了解任何事物，企业、培训、服务是同一调制的可转换和并存的状态，如同一个万能变形器的可转换和并存的状态。处于两种社会交接处的卡夫卡曾在《诉讼》一书中描述了最可怕的司法形式：（两种禁锢之间的）惩戒社会的“表面了断”和（持续变化的）控制社会的“无限拖延”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司法生活方式；我们的法律之所以犹豫不决，其本身之所以处于危机状态，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前者而进入了后者。惩戒社会有两个极：表明个人的签名和表明其在整体中位置的登记号。在惩戒社会中，这两者从来不是“不相容的”，而权力同时是整体化和个人化的，也就是说，权力将其治下的人们组成一体并塑出此整体每一成员的个性（福柯从教士的牧师权力上面看到了这双重关注的根源——羊群和每只单个的羊，但是民事权力后来也用其他的手段成为世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