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中西思维方式比较].doc

PAGE PAGE 10 第四章、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人类任何自觉的行为，都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的话，那么思维认识现象既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又是一切财富的基础。一种文化如何对待物质世界，如何把握精神现象，如何理解各种千差万别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人在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了人的作为范围，决定了人的生命意义，也决定了文化的主导价值。按照威廉斯的“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可以说，思维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在最深刻最普遍的意义上影响着文化的面貌与发展的价值形态，作为其基础和背景的哲学观念也必然在文化的方方面面打上烙印。因此，本章将从宇宙观和思维方法，以及两种文化在认知实践中所产生的思维价值追求等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中西哲学思维的异同，以求准确、深入地理解中西文化的认识基础。 第一节、从宇宙观到认识论 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人与自然同出一宗，人与自然通灵的联系性认识和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念。表现在文化中，几乎所有原始文化都有自然神灵崇拜和图腾崇拜现象。人类愈是走向文明，也就愈是脱离自然，直至最后从自然界中彻底分离出来，成为独尊者，成为万物的主宰。在人与自然分离的文明进程中，即在人的自觉意识、自我意识确立的过程中，中西方哲学思维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中国哲学坚持有机联系的整一宇宙观，努力将人投入到自然中，以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为认识的基本前提；而西方哲学则专注于对事物作本质区别，细心地分解万事万物，她欢欣于人的独立，给他以地位和荣耀，以独立主体的确立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 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或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深藏在混沌未开的朦胧原始意识中的天人不分、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被众多哲学家提升为整体的哲学本源认识。如“气”、“天”、“道”、“阴阳五行”等。宋明时期的哲学家张载成功地把握了中国哲学整体认识的模式，提出“天人合一”的著名命题。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在他的《新理学》中声称：“我们将一切物为有者，作为一个整个思想之，则即得西洋哲学中所谓宇宙观念。”[《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0页。]这一认识可算是中国传统模式的一以贯之的现代代表。有趣的是“天人合一”的命题既体现“合”的价值与联系的方法，就暗含着对“分”的形态的承认，所以程颢觉得哲学家们大谈合有些无聊，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在中国哲学中，“天”的含义非常丰富，“天人合一”也因此有不同层面的意义，择其要如下。 作为宇宙观照的自然观，“天”是化生万物的本源，人是天工造化之物。所谓“天人合一”是人与天道本性生养、赞化、共运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整一、协调、有机的联系。魏晋玄学家向秀说：“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人与自然万物同是天造之物，禀一脉之气生，故人能与天地万物贯彻流通。 人生天地之间，禀受自然灵气而生，依赖自然滋养而长，不能须臾离开自然母体。《黄帝内经·灵枢·五味篇》说：“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这是人类作为物质生存的起码常识。中国历史上有天人直观比附的认识，如董仲舒“天人相类”说。他说人有“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董仲舒以天为模本的造人理论颇类《圣经》中上帝按自己形象造人的说法，但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是为了说明天人同源一体的思想，然而董仲舒远没有表达出儒家高于医家对“合一”的深刻理解。《礼记·中庸》记载了子思的一段话：“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乃精神之境界，达至诚能知人性，进而通物性，于是可以顺应自然，参与天道的运行。可见作为精神存在的人与天道的合一，可使人的精神光扬正大，使其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的意义。这就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个体精神合于天道才具有的恢弘而自由的状态；是苏东坡“哀吾生之须臾，念天地之无穷，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对永恒生命的向往；是刘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超人类的深切关怀。这也是道家返璞归真，浑然与物同而获得的精神虚静；是庄周化而为蝶，精神自由往来于物我之间所作的灵与肉、神与形的逍遥游；也是中国艺术追求超脱物象的精神整合。如此“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