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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三趋势 　　4月20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发布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下称《报告》）。该报告基于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课题组在2011年和2013年所做的两次抽样调查。2011年，课题组把除了新疆、西藏、内蒙的全国2585个县按人均GDP分成10组，每组随机抽取8个县，调查了80个县，320个农村社区。2013年又做了对称抽样，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的262个县、1048个社区，样本农户为28151户，涉及97943人。 　　《报告》指出，农村正规信贷需求十分旺盛。2013年CHFS调查结果显示，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其中，低收入农业家庭有农业生产信贷需求的比例达到52%。但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仅为27.6%，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在此次发布会上称，此前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户贷款需求满足率达80%以上，远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明显有悖于常识，《报告》揭示的正规金融可获得性仅为27.6%，“这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上述80%的需求满足率数据。” 　　“农村大量的信贷需求没有被满足，那靠什么呢？是靠民间借贷。” 西南财大教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称，农村有民间借款的家庭比例为43.8%，远高于全国34.7%的平均水平。这些贷款集中于生产性经营和房屋购建。调查显示，农村家庭债务总额中64.6%来自民间借款，远远高于全国32.0%的比例。 　　从民间借贷的来源来看，就全国而言，有32.0%的家庭从兄弟姐妹处借入了资金；而在农村，兄弟姐妹更是民间借贷的主要来源，这个比例达到了36.1%。同时，有30.4%的农村家庭从其他亲属渠道获得了借贷，只有0.7%的农村家庭会去民间金融组织借款。这说明在人情味浓厚的中国，人们仍然倾向于从亲属获得贷款，尤其是农村家庭。“虽然农村借贷活动，尤其是民间借贷比城市更为活跃，但农村家庭的低收入水平又制约了其借债的能力，因此，农村家庭的债务规模远低于全国水平。”甘犁说。 　　据上述《报告》，在高财务风险家庭中，有41%的家庭有农业或工商业生产经营负债，40.8%的家庭因病而借债，31.3%的家庭因子女教育而借债，29.1%的家庭因购房或建房而负债。这表明，高财务风险家庭借债主要因为生产经营、看病和教育。 　　报告指出，2013年，农村户籍家庭中拥有土地的家庭占比为66.7%，与2011年数据相比，拥有土地的家庭减少了8个百分点，而户均土地面积增加了0.8亩，土地出现集中趋势。数据同时显示，与2011年相比，2013年土地闲置家庭占比与土地闲置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都分别上升了1.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农用土地的闲置比例与闲置面积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选择将土地出租出去，并且土地出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到2013年，租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已达11.3%。 　　“一方面，中央强调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一方面，又有大量农用地在闲置。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从调查看，中国25%的农村家庭的农业用地是闲置的，没有耕种，也没有租出去，完全处于闲置状态。”甘犁说。 　　研究发现，在土地流转程度不活跃的情况下，土地闲置率接近20%；而在土地流转非常活跃的情况下，土地闲置率仅为13.5%。由此可见，土地流转对降低土地闲置程度有非常大的影响。” 　　此外，土地流转明显增加了农业的产值，会给农业收入和农业产值带来10.4%的增加，“这是土地流转的改革红利”。同时，土地抵押有助于提高农村信贷的可得性。 　　甘犁分析称，农业生产贷款，目前获得贷款的概率仅为31%。如果土地能够抵押，会提高到33%；目前，工商业经营获得贷款的概率是45%。如果土地可以抵押，那么在现有制度下，获得贷款的概率将增加18.3%。这是土地抵押可能带来的红利。 　　《报告》显示，在中国农村，非农业生产家庭的总资产均值为58.87万元，净资产均值为55.56万元，均比单纯的农业生产家庭和混合型家庭高。 　　同时，该报告的收入构成部分也进一步证明了农村家庭日益明显的非农化趋势：农村家庭总收入均值为3656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17764元，工资性收入、工商业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农收入之和占据重收入的比重达到78.3%，农业收入仅为21.7%。另从2013年的农业户籍流动情况来看，农村户籍流向本县市的人口已达2.51亿，其中16～30岁的年轻人中有58.7%会选择进城，城镇化趋势明显。国家统计局给出了过去十年和过去五年的年均城镇化率，分别为1.35%和1.53%，该中心表示，对于未来五年年均城镇化率比较乐观，城镇化速度将会减缓。 　　即便如此，农民工问题依然严重。虽然本地以及外地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