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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严刑峻法反腐倡廉说起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法制史是一部浩浩汤汤的法制改革推进史，更是一部详细记述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反腐倡廉的斗争史。从三皇五帝时期的确立的“官刑”制度，再到明朝朱元璋确立的酷刑峻法《明大诰》，无一不体现了执政者对反贪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以不同形式加强立法工作，从制度上强化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从法制完备上不断警示教育各级官员大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一批又一批的蠹虫纷纷覆灭，造成了一个和谐安宁，政治清明的和谐社会。但随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不断提高，各类贪污腐败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为此，中国古代的反腐斗争经验更加值得我们借鉴，“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过往的许多反腐措施如今不断的运用在当代反腐工作中，对我们今天的反腐斗争无不裨益！ 中国古代反腐举措 （一）、严刑峻法，以苛严的法典约束行为 从三皇五帝到清朝，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均非常重视对官吏贪污腐败的惩治。如秦朝的《为吏之道》、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大诰》等。古代反腐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徐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只有立法而没有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严格执法、审明政纪，是吏治清明的关键。同时中国历朝历代反腐的力度和决心的程度往往和同时代的政治清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胜枚举的如：开元盛世时期制定的“唐律疏议”中关于惩治贪污腐败的规定直接写入了法典，把预防和打击官吏贪赃腐败作为治吏的重中之重。作为我国历代封建法典之集大成者《唐律》对贪污贿赂罪进行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唐律》在吸收、总结了前代惩治官吏贪污、受贿犯罪的立法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将“赃罪”专门列出，后世各代的法律多有借鉴于此的，时至今日唐律赃罪仍有着显著的现代价值。 （二）、慎用人、严科考、奖掖廉吏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民而不扰民为本。”历朝历代的明君圣主均深谙其道，“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和当代我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不谋而合。同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有一大批清廉可为的干部人才。中国古代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中国古代在选拔任用官吏的诸多标准中，廉能是仅次于忠君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官员的第二项要求就是“精契正直”，“精廉勿谤”，反对官员“士而贵货币”。考廉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又称考课）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结果成为官员的内容有四格，即清（清廉）、政（政绩）、才（才能）、年（年龄），其中把廉放在首位，据此定出“称职”、“勤职”、“不称”三个等级。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并不亚于现在的各项考核制度，甚至有过之。一套完备的制度，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违法乱纪的发生，更能起到警示作用。从更大程度上说是让那些想铤而走险的人，在收受贿赂的同时，想到了是一把悬空利剑。 （三）、完备的监察制度，加强廉政监督管理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最初起创于秦汉时期，魏晋时期得到大力发挥在那，唐宋时期日臻完善，而明清时期趋于完备。中央最高的监察机构为御史台(明清时期改为都察院)，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职，地方为州刺史(宋代改为通判)。从体制上看，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约束，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职权上看，古代的监察官员地位高、职权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且可以“风闻奏事”。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的监察机构享有很高的权利，在办理各类疑难案件和重大案件时，可以不受节制，能够比较客观的对案件进行审理，对现世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四、廉政教育的重要性 《官箴》中有这样一句话“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 。在几年前的全国人大记者见面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引用词句来表白廉政的重要性。用如此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表明党和国家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同样在中国古代，廉政教育是每一个官员任职考核必须经过的过程。古代中国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从儒家经典中接受“敛从其薄”、“平政爱民”、“节用而爱民”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治世之道，其目的在于孝亲忠君。二是家庭教育。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国、家不分，家庭承担了部分对后代进行政治道德教育的义务。让广大官员深刻体会到为政之道，为人之本。 中国古代反腐举措的启示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征程已经启动。要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稳定的政治局面、和谐的社会结构就使得我们的各项反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