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读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文人在上海.docVIP

王玲：读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文人在上海》 读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文人在上海》 王玲 　　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虽距今已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具体文学作品来走近这场争论，了解不同作家派别的文学思想态度。 一、进入文本 　　为了便于理解，我选取了“京海之争”中最具代表性的六篇文章。分别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苏汶的《文人在上海》和鲁迅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这六篇文章按照写作发表的时间顺序来依次分析，重点分析对象是沈从文的两篇。 　　1.《文学者的态度》 　　写于1933年10月的这篇文章就跟它的题目一样，讲的是沈从文心中文学家应有的态度。读者明白了沈从文对文学的态度，更有利于理解接下来展开京海之争。 　　这篇文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把文章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一下，第一部分举一个例子，讲一个叫老景的厨师有着爱岗敬业等等优良的品质；第二部分主要写现在的文学家对文学玩票白相（吴语词汇，玩耍的意思）的商业化态度；第三部分讲文学家应该学习老景的态度，对文学要真诚、专注、尊重、了解透彻、有所坚守。 　　接下来详细的分析一下文章脉络。文章刚开始，沈从文就举了一个身边的俗例——他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这个老景身为一个厨子，做事却极为认真，“明白他份上该明白的事情，尽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做事不取巧，不偷懒，作过了的事，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做错了时，也不带着还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对于工作尽到了“他那份职业的尊严”。沈从文以老景的例子衬托出现代文人异常古怪的身份行为。 　　现代文人对自己工作的态度，也就是对文学的态度是极其不认真的，过去的观念和时下流行习气的影响下让他们对文学是“玩票白相”的商业化态度。“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了作家中的大多数，这“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伟大作品的产生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作家态度诚实的去做。作家着手写作时应该不要在乎外人的毁誉，不骄不躁不气馁，照着本分去工作。认为“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是文学工作能够做出成绩的基础。从事文学的青年人应该极力去培养这种精神。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能看出沈从文对文学的态度是专注于文学本身，提倡要真诚的写作，批判文学的商业化，有较高的道德标准，也体现了沈从文对真善美的追求。文中还批判了“上海赋闲”的那一批文学者“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也由此引出了下一篇文章。 　　2.《文人在上海》 　　因为沈从文的《论“海派”》提到了这篇文章，所以我把它先拿出来简单的说一说。 　　沈从文其实在《文学者的态度》之前，先在他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已经指责了“海派”文学“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在《文学者的态度》中又强调“上海赋闲”的那一批文学者“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于是在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发表两个月后，苏汶写了《文人在上海》这篇文章。回敬了沈从文这个“北方的同行”，苏汶反对以地域划分作家，指出上海也有认真写作的作家，反对“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拘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 　　3.《论“海派”》 　　一个月后，也就是1934年1月，沈从文写了《论“海派”》。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针对自己之前的文章和苏汶的辩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他开头先表明自己同意苏汶的那篇文章的观点，先表扬了一下，让读者觉得沈从文要让步了，但是一转头他开始直接给海派定性。这种先扬后抑竟让我觉得有些俏皮。他认为今日的海派就是“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的结合，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这种“无聊人”，这种“下流风气”，让民族失去了健康。对于这种人，这种风气，我们不能姑息纵容，号召北方文学者不要再犯懒了，希望“不拘南方北方”只要“对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能有这个责任意识，扫除这种不良风气。接下来沈从文指出有些作家虽然住在上海，但并不会成为海派。如苏汶、鲁迅、叶绍钧，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读者可以从中看出沈从文这里的态度已经是很温和并有些退让了。这样写一是为了把话说清楚免得得罪人，避免还有什么文学家像苏汶一样下场；二是沈从文确实是如此想的，他的态度也更理性，没有把上海的作家都一股脑儿的归为海派。 　　沈从文接下来指出自己所说的海派作家和海派习气并不是只在上海，这种现象在北方也存在。北方流行着旁人对于作家的造谣等风气，并热衷于挖掘作家的花边新闻来吸引读者，而一些编者则根据读者的喜好而转变文学的风向。他批判了对于文学不坚定、不专注其本身的不良风气，这些恶风气“妨碍新文学健康发展，使文学本身软弱无力”，误导群众，歪曲文学意义。于是提出了纠正方法：一是“需要作者的诚实和朴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