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docVIP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由西学说到国学”之一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由《大学》谈到托尼的《平等》 在北大和其他校园,我都遇见过鼓吹读经的教授和热衷读经的学生。由一个读过一点中国古书的西学研究者的角度，看到“四书五经”这四个字，我不免想到罗马天主教“正典”（canon）这个词。教会在使用这个词和它的许多派生词的时候，强调的是教会权威已经认可了某些法规或者某些典籍、礼仪。譬如《圣经》（Bible）的原意是“书本”，但是其不同的版本已经被不同的教派确认为正统，也就获得了正典的地位。教宗利奥十三世在1902年还建立天主教的圣经委员会，力图保证这部经典不被“错误和轻率的意见所败坏”。宗教经典也不是不可以有版本的校勘。尽管其中包含的真理通常被教徒认为是永恒的，他们中间也总有人举引正确或者错误的史实来批评教会的所作所为，譬如我们常见到说“宗教裁判所”有多么黑暗的指责。近代以来，这样的指责算得上司空见惯。我们自己的经书被奉为经书，这一事实背后也有历代传承和认可的价值观念，当然还有各种推动这些价值观念的权威力量，包括皇帝和他们的政府，以及古代的圣贤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举引历史来褒贬儒藏呢？ 《大学》里有一名句，“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朱熹的注解是，“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为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外本内末故财聚，争民施夺故民散，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大学》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语，是程朱理学非常重视的，也是我们的文化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可惜其中的精髓多半与如何帮助皇帝君临天下有关系，不直接论及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怀。“聚”与“散”的中心都是帝王，这一点是否算是这些经文的基本历史语境呢？ 经文和历史之脱离总归会引导出很大的问题。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亨利·托尼（R.H.Tawney）也被认为有些与国学沾边的思想。托尼的传记作者特里尔（Ross Terrill）曾经引用一语来阐释托尼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意思是说，托尼希望打破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不平等和阶级差别，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将人民团结起来”。把中国帝王的为政之道联系上了20世纪的英国社会主义，算是洋人“食古不化”的一个典型了。或许特里尔并没有完全误读。托尼的思想曾经被概括为“伦理社会主义”，原因是他很重视道德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作用，很有一点修身平天下的意思，如果我们脱离经文的中国历史语境来看。但是《大学》对财利的议论终究还是归结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长国家而务财务者，必自小人矣”。张居正带领小皇帝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曾经引用《大学》此后的话说，“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对财产和财富的认识，和对其他许多问题的探讨一样，在国学经典里面通常是以维护皇帝的政治统治为中心的。张居正在这里引用周厉王的大夫芮良夫的话说，“夫利，乃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当与天下共之，不可专也。”先生希望以此教育万历皇帝说，作为天下的主人，他的责任是“布利天下，而乃行专利之事，则民心不服”。由财利而论及君王和民众的关系，国学传统基本上是一个统治者驾驭被统治者的思路，隐含着严重的等级观念，而不是人人平等的认识。中文之“平等”出自佛教语，一切众生本无差别，不过我们的文化并没有以此为中心构建系统的现代社会思想。 托尼对财利问题的认识完全是在另一种语境中进行的。他和其他一些西方思想家谈论财利问题往往涉及他们的基督教平等观，也就是基督教的人学，一般不会谈及统治术。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的中译本。此书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齐名，过去一度有所谓“韦伯-托尼命题”的说法，但是学术界现在多认为不可信，因为托尼是激烈反对资本主义的。他的主要创意其实不是以宗教思想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而是批评基督教会，特别是英国宗教改革以后的诸教会，认为他们放弃了以爱人的宗教伦理制约人的贪婪，促成了放任资本主义最终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肆意泛滥。也就是说，教会放弃对市场的道德干预造就了一个贪婪社会。 就其思想的体系而言，托尼最重要的著作并非是这本书，而是代表他社会主义思想的《贪婪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 1920）和《平等》（Equality, 1931）。这些著述的出发点是《新约》的一些原则性文本，譬如“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这些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经文，是被认为具有永恒意义的，但是需要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解读。可能是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托尼的社会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