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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模式与实施方案 陈成文 胡彬彬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长沙 湖南 410081 作为国际上十分重要的金融中心、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之一，香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仅在经济上有了重大的飞跃，而且在社会方面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是在“经济中心型”发展观主导下启动的，其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就是经济增长。然而，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香港社会的渐趋成熟，市民的本土意识和对身份的认同日益增强，政府对社会发展的重视不再局限于经济增长，而是“更认真地考虑均衡发展、都市建设和如何满足市民多种多样的社会需要等问题”。1在这种社会发展理念的支配下，香港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也就日益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以2004——2005年为例，香港政府的福利总开支为326亿元，占政府财政开支总额的16.6%。其中社保基金占了72.0%，安老服务占9.8%，康复及医疗社会服务占7.7%，家庭及儿童福利服务占5.4%，青少年服务占3.9%，其他服务只占了0.4%的比例。2香港的弱势群体主要由老年人、残疾人和失业者群体构成，呈现出一个生理性弱势群体与社会性弱势群体并存的基本态势。香港2006年的人口统计资料表明，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了总人口的12.4%；失业人数为154，000人，占总人口的4.4%，另外还有就业不足的人员88，000人，占2.4%；残疾人占了总人口的近7%。3“后福利社会”是香港在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政策模式上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在这种模式的制约下，香港的社会支持由国家与第三部门共同推动，并实现了形式上的多样化，即货币福利与福利服务齐头并进。 一、“后福利社会” 虽然英国推行的是“福利国家”制度，但香港政府对英国的福利制度有相当保留，从未把英国的制度在香港实施。尽管香港社会的公立医院福利政策十分类似于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教育制度也与英国的体制十分接近，但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坚持不以赤字预算来支持福利服务，采取“量入为出”的原则及低税率制度，所以没有也不会走上“福利社会”之路。这是因为，香港在短期内不会实行以社会主义福利思想为指导的转变，况且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它与中国大陆在社会支持体系的后备力量上的不同。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福利国家纷纷面临失业危机、老龄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4为应对这一系列社会危机和挑战，西方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政策等相关领域纷纷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提出了“再造福利国家”、“后福利国家”、“后福利社会”的概念。“后福利社会”概念是一个相对于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而言的概念，它代表着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的未来走向，是其转型的目标。从狭义上看，“后福利社会”是与福利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指通过福利创新，使福利的责任主体多元化，以追求社会公正，消除社会排斥，维持社会团结为终极关怀的社会；从广义上看，“后福利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观念，它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不断出现的挑战，福利国家体现为不断进行创新、改革和完善的治理过程。5随着香港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其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政策模式也过渡到“后福利社会”。 需要、权利与“后福利社会” 社会支持的实施，首先是为了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需要是指因缺失某种重要刺激而引起的有机体的紧张状态，包括生理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6弱势群体的生理性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的需要，社会性需要包括其一般的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要。正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所论述的，人们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开始追求较高层次需要的满足，需要的范围是一个动态的、随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扩展的变量。社会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跟随人们对需要的层次追求的变化而相应做出调整。 拿香港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来说，以往老年人的需要仅包括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性需要，随着社会的日趋富裕，老年人对健康医疗、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康乐与社交活动的迫切需求已经不下于对吃饭穿衣的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7年10月8日 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要关注对象群体的需要，而且还需考虑的是他们接受社会服务的观念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香港的社会福利发展提供了现实刺激，但是这个时期社会福利的发展主要还是基于中国人的福利观念和西方外来宗教的影响。战后从中国大陆流入大批难民，他们并不敢对社会服务有过高奢望，只求生活温饱。他们并没有任何关于“权利”的观念，而只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于“接受者”。但到了七十年代后，在香港出生和接受教育的新一代成长了，虽然可以说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仍然不十分强烈，但逐渐他们会把自身接受的社会服务认为是社会对他们应当的承担。7也就是说，香港市民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已经由纯粹的“服务接收者”身份转变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