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七章汉代融会儒道的文论.pptx

第七章汉代融会儒道的文论;第一节《淮南子》与文论;两汉时代，先秦道家崇尚个体与自然人格的学说也延续了下来，并影响到文学理论的发展。西汉统治者的发祥地从地域上来说，从属于老庄所在的楚文化范围，汉初历经秦汉相争，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文景时期倚重黄老思想，流风所被，影响到文人创作。;虽然儒学大盛，但是统治者也并没有真的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黄老思想在两汉仍然广有影响，许多思想家与文士融会儒道，创作出了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其主要代表人物与著作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纂的《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和司马迁与东汉王充的作品及思想。;《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写的一部子书。《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类”。所谓“杂家”，就是“兼儒墨，合名法”。东汉高诱在注这部书时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在论及文艺问题时，《淮南子》基本以道家与儒家作为调和的对象，在人性问题上主张以自然为本，而又缘以教化。魏晋时代盛行的“自然”与“名教”一体论，在《淮南子》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以道为贵的文艺观;《庄子·渔父》中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淮南子·齐俗训》的作者师承此说，提出： 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淮南子》认为情感的真诚无伪是教化他人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真诚的感情，即使有良好的动机也无法教育别人，实现教化的目的。 《淮南子》还认为，不仅从创作者来说要求内有诚心，就是对于欣赏者来说，如果没有心诚于内，也无法接受外界的音乐感染，反而会使主体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淮南子》认为，音乐的欣赏是内外交流的产物，并不是如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中所说，是百姓被动地接受圣人教化的过程。后来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也强调主体的作用而反对儒家先入为主的教化论。《淮南子》的作者从道家自然观出发，对文学中的个体性问题作了较好的阐述，影响到魏晋时代的文论。 ;礼乐自然论;在儒者看来，礼乐教化是圣人顺应承平之世，移风易俗而作的，是歌功颂德的产物。而《淮南子》的作者却认为礼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而是道德崩溃之后的产物，是不得已的东西，正像老子所说“失德而后仁”。;《淮南子》的作者从礼乐生于自然的角度，论证了礼乐源于百姓的需要，是先王为了导养百姓的衣食住行等各种欲望而制，这样就使礼乐建立在符合自然人性的基础之上，使儒家文艺教化论建筑在合乎自然人性的基石之上，魏晋时代的名教与自然一体论也是从这一思路出发的。 ;为了使儒家所推崇的雅乐置于本体论的基石之上，《淮南子》还将道家的无声之乐与儒家的雅颂之乐相融合，提出： “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泰族训》);作者进一步提出了“无声之乐”的思想： 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泰族训》） 《淮南子》的作者在这里强调无形的精神之美是有形的声色与嗜欲的本体，进而又主张先王与雅颂之乐须以无形的精神作为指导，实际上是以道家的自然之道来为儒家的礼乐文明立法，使其获得更充足的合法性理由。这一观点成为魏晋时嵇康《声无哀乐论》的前导。;第二节司马迁的文论;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前90)，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与文学家。青年时代曾游历各地，广泛地接触与考察了历史文物与风土人情。这对他写作《史记》产生了很大的帮助。其父司马谈死后，曾继承父亲遗志，一心写作《史记》，但在他４８岁那年，遭受了李陵之祸，被处以宫刑，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学巨著。 ;司马迁的文论集中表现在他的“发愤著书”和对于屈原《离骚》的评价上面。他的文学理论，不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主要是从人生经历上体悟出来的，它集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论中生命意识与人格精神的互动。 ;人生遭际与“发愤著书”;司马迁与两汉时那些拿经书作为当官入仕敲门砖的鄙俗儒生不同，他真诚地信仰孔子的人格精神，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人格精神依据。 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司马迁早在继承父业，开始撰写《史记》时，就以忘我的精神来从事修史，以实现他的人生追求。他自叙写作《史记》时：“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