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八章文学批评的兴盛与风采.pptx

第八章 文学批评的兴盛与风采第一节人生活动与文学批评○人生遭际与文学创作○生命体验与文艺批评○士人悲剧与审美超越○寄情山水与主体建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兴盛，首先源于时代的变迁而引起的士人整体精神的变化，是士人生命体验与精神世界向文艺批评领域的辐射，这是其独一无二的风采。汉末以来的人生解放与文学自觉汉魏以来的文学精神的全面转变，是由于当时的人生面临着巨大的痛苦与压力。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而儒学走向衰微。与此同时，新的人生观兴起，它集中表现在感伤主义的文学咏叹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当时文化的主体阶层——士族的崛起而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原是由汉末的世家大族与儒学世家演化而来的。至西晋年代，士族通过占田制与九品官人法，成为社会主体。当时“任情而动”、“缘情弃道”成为时尚，饮酒仗气、服药养生和清谈放达则是这种时尚的表现。但是，士族的纵任不拘，又夹杂在深刻的人生悲剧之中。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言：“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出现了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以及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这诸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而魏晋以来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则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和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寄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钟嵘认为，当时的作者所以喜欢诗歌，正是因为它可以使人在遭受种种人生不幸之后，通过它“吟咏情性”，解脱烦恼。相对于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大多从理论思辨的角度去考虑文学问题的思路，钟嵘的《诗品》所开创的文学批评方法，更多地着眼于人的生命体验，从人生活动的各个层面去解析文学的特点与功用。与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多立足于文本批评相比，六朝的文学批评既注重理论的营造，更关注现实的审美活动对于文艺批评从精神价值到观念形态的建构。例如，六朝时代的许多批评术语，在《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士人审美活动中经常出现，并被吸收到文艺批评著作中去。建安时代以曹丕为代表的文论是魏晋文艺批评的滥觞。这与当时曹氏父子及建安文士的生命体验和创作实践直接相关。曹氏父子不仅在文学上开启了魏晋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文学批评上也开启了注重文学生命体验的风气，一改两汉文艺批评沉迷于典籍解读的习气。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云：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这篇文章谈到了曹丕作为建安文学领袖人物与建安七子深相交纳、共同为文的感人情景。当时的文人生当动乱年代，性命不测，常怀人生苦短、建功立业与人命不永的悲剧意识，对人生与宇宙有着深深的感慨，在创作上率兴而为，不事雕饰。这种文学传统到了正始年代，又深入到一个更为深婉凄艳的境界之中。建安文士的下一代即是正始文学的作家(如阮籍之父即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魏朝齐王曹芳的正始年代(240—249)，正是司马氏政权当道、曹氏日危的年代。阮籍、嵇康既不甘同流合污，又不能公开反抗，只好将满腔的忧愤与痛苦通过著文写诗表达出来，它将建安文学缘事而发、感物而叹的风格引向深致委婉、别有洞天的心灵世界。西晋太康文学的代表人物如陆机、潘岳等人，生活在表面承平的西晋太康年间（２８０—２８９）。西晋统治者日趋激烈的政治斗争，使文士们敏锐地感受到时世的险恶与进退出处的艰难。这个时代的文学风格，在外表的浮华后面却隐藏着深深的忧思，正始文学中的忧生之嗟在太康文学中同样是非常明显的。陆机《文赋》正是缘于此而写作的，他在序中申明“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文赋》突出了文学批评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品位，力戒两汉班固那样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批评标准。这一关注现实人生，重视体验和感受的文学批评精神，在南朝刘勰与钟嵘身上得到明显的传承。而六朝晚期的浮靡文风，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便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脱离了现实的人生，丧失了建安文学所开创的文学与人生活动相结合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