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宝卷的抄写.docVIP

PAGE PAGE 10 民间宝卷的抄写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吴方言区民间宝卷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BZW075）。 The Study on the Copying of Folk Baojuan 陆永峰（扬州大学文学院 扬州225002） 文摘：宝卷可以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明清以来，刊印宝卷逐渐盛行，但宝卷的抄写，特别是民间宝卷的抄写也一直长盛不衰，传世宝卷在版本上以抄本为多。民间宝卷的抄写与宝卷的宣演和流布联系密切,其抄写者呈现多样化的特征。而其流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民间的功德意识直接相关。 关键词：民间宝卷 刊印 抄写 功德 The Study on the Copying of Folk Baojuan Lu Yongfeng（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225002） Abstract: Baojuan includes Religious Baojuan and folk Baojuan. Since the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the printing of Baojuan was more and more popular. But the Copying of Folk Baojuan was still popular.The most of folk Baojuan that we can see today are the transcripts. This phenomenon has a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Keywords: Folk Baojuan, Print, Copy, Merit 明清以来，宝卷盛行于民间，北方的山西、河北及甘肃地区与南方的吴方言区都曾广泛宣演。宝卷的流通分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前者南方谓之宣卷，北方谓之念卷，由相关宗教人士、民间艺人作口头讲唱。后者是将宝卷作品形之于文字，撰成书籍，或抄写，或刊印，流传于世。抄写应该是宝卷最初成书形式，后起的刊刻则更利于宝卷的流通。但即使是刊刻宝卷盛兴之时，民间仍有大量抄写的行为发生。本文以明清以来宗教宝卷之外的民间宝卷的抄写为考察对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其时书籍抄写的状况与其文化内涵，并揭示出民间宝卷抄写的独特属性。 一、宝卷抄写的历史 比起口头流传而言，宝卷文本形式的流传更具可保存性与久远性，再加上文本在携带、阅读上的方便，使得宝卷在传播过程中，文本的形式也一直流行不衰。如车锡伦先生所言，宝卷“700多年来留下了大量的卷本，其版本有手抄本、印刷本（包括木刻、石印、铅字排印本），而尤以手抄本为多”。［1］就绝对数量而言，印刷本的宝卷自然为多；但就宝卷的版本而言，手抄本却远多于印刷本。 抄写应该是宝卷最初的成书流布形式。一部宝卷作品在刚创成后的一个时期内，往往是以抄本的形式辗转流传。之后为广其流传，才有所谓刊行。正如光绪十年（1884）刊《灶君宝卷》，其卷末《跋》中述其刊刻缘由，正在于“前有《灶君宝卷》，传世皆系抄本”，“惜无刊本，且字句多鱼鲁讹错，篇章亦残阙模糊。余因劝孔君出资刊刻，以广其传”。［2］其刊刻一感于抄本流传不广；二则缘于辗转抄写，颇多讹误。刊印正可以弥补此不足。从抄本到刊本，也是宝卷流传的基本形式之一。 现存最早的宝卷《目莲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是为北元宣光三年（明洪武六年，1373）蒙古脱脱氏抄写施舍。除此卷以外，早期佛教宝卷和明末清初的民间教派宝卷应该有不少的抄本。李世瑜业已指出，“早期宝卷因利用者系潜流于民间的秘密宗教，故以抄本居多”。［3］车锡伦也有言，早期民间教派的宝卷刊本“都是向民众布道用的。各教派内部的核心机密，也编成宝卷，这类宝卷仅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教内少数人中传承”。［4］抄本第一数量不多，第二则所言为教派核心机密，获得传承的人极少，很少有流传下来的。刊本因为相对数量较大，流传广泛，保存下来的较多。明正德以后至清康熙年间民间教派流传下来的宝卷约两百种，其中绝大多数为刊本。［5］ 康熙以后，以民间教派为主的宗教宝卷衰落，叙述世俗故事的民间宝卷开始兴盛。后者于朝廷统治并无抵触、悖逆之处，有着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在广泛宣演的同时，其文本也在市井乡村间流布。大概在道光年间，民间宝卷开始获大量刊行，其主要担当者是江浙沪一带的书坊和善书局。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石印、铅印技术的传入，民间宝卷的刊印更为众多。期间抄写宝卷的活动也一直持续着。加上去今相对不远，又无抽毁之之灾，康熙以来手抄的宝卷作品存世的也有不少。 张颔《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一文中即指出，其所见山西介休地区流传的宝卷都是手抄本，总数在 “百十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