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分析-中欧法学院旧站-中国政法大学.PPT

三是成本—收益分析解决了部门利益集团理论的难题。 利益集团理论暗含一个很强的前提假定，即国会和总统默认或许可监管机构通过监管将资源转移给了部门利益集团（斯蒂格勒命题），并没有带来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这个假定的合理性在于，规章虽然要通过“公告—评论程序”，但监管机构被利益集团牵制并满足其偏好，产生了监管“俘获”。 加利贝克尔认为，成本—收益分析的讨论和应用，在政治选择模式中是对利益集团理论的一个解释和挑战。成本—收益分析将监管的总成本和总收益信息透明化。 如果没有净收益，监管机构就不可能提出一个重要规章草案； 即使提出了，也可能遭到OIRA否决；即使通过了提交国会，也可能遭到国会否决。 在没有规章作为监管依据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就不可能实施监管，利益集团难以操纵监管机构。 3、对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批评与质疑 学术批评者认为，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和有效性均值得商榷。监管机构在制定规章时，应拒绝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这些批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人愿意支付（Willingness to pay）的标准不好确定。成本—收益分析实际是按照集合的个人愿意支付这个唯一标准对价值进行排序，并参照这一标准评估监管行为，但它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变量。 第二，未能考虑收入分配问题。在市场上，实际上是否“愿意支付”，是计算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即这一标准取决于个人的支付能力。对穷人而言，即使他们非常想要的商品，也可能付不起相应的价格。当监管目的在于促进分配目标的实现时，成本—收益分析可能没有多大作用。成本—收益分析混合了一种不能接受的公正原则，它更加重视社会境况较好成员的福利，忽视了社会境况较弱成员的福利。 弟三，许多东西的成本或者收益难以量化。即使同意量化，但非交易性物品的性质决定了它难以被量化。如何对生命延长、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进行计量，如何判定致癌物质的确切危害程度和某种污染引起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并精确评估它们的成本和收益是相当困难的，也容易引起争议。规章制定者用货币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时候，对这些因素的评估都是主观的，必然包含着不一致。 第四，主张彻底放弃成本—收益分析。 帕克尔（Parker, 2003）把正在成为主流法学学派的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称为“监管计分卡”学派（regulatory scorecards）。监管计分卡是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sub-species of cost-benefit analysis）。典型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对一个项目或规章的成本和收益长达数百页的叙述性描述。监管记分卡是对这数百页分析中的成本、收益、净收益和拯救每一个生命的成本的一个摘要性统计。帕克尔认为，监管记分卡存在重大错误： 一是对监管收益的贴现是错误的和反监管 的； 二是监管分析存在选择性偏见； 三是对成本和收益的事前预测相对于实际的衡量是误导性的； 四是数量分析导致了忽视质量方面的收益； 五是总体上低估拯救生命的价值，或者低估了拯救生命的数量，抑或包含了两者； 六是成本—收益分析出现这些严重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监管记分卡忽视了监管对社会成本和风险分配的影响，忽视和排除了社会存在的大量的不确定性。总之，监管记分卡内在的缺陷，应该放弃监管记分卡。 4、理论是在不断的争论中逐步发展和深化 理论是在不断的争论中逐步发展和深化。因此，桑斯坦（Cass R. Sunstein，2012）描述了从20世纪70年代明显的无视成本的环境监管，现在已经转移到更加注重成本—收益分析原则。成本—收益默认原则对监管政策做出了巨大的改变，既因为对于法律案件的实证作用，也因为对监管系统的效率结果； 无论好坏，成本—收益分析（和他所有内在的价值假设）已经被国会运用和批准，运用于法律中和批准于监管中； 同时，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州政府和州议会在法律和监管政策制定中，使用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现在在学术界和政府拥有的承认和信任水平，在三十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学术界，成本—收益分析已经成为讨论、评述和分析法律、行政命令、规章和政策问题的主要方法； 监管影响评估、监管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和风险分析，已经成为美国、欧盟和OECD制定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指引的理论基础，并接受制度实践对这些理论的考验。 中欧法学院2013级硕士生 第一章 监管的产生（market failure）与 监管理论发展演变 席涛 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 2014年2月27日 第1周 第一章 监管的产生（market failure 理论）与 监管理论发展演变 第一节 经济学模型 一、假设前提：资源稀缺性 理性选择 制度不变 私法规范 二、约束条件：个人收入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企业成本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政府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