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连自己都没发现.DOCVIP

偏见,连自己都没发现 ? 马扎林·贝纳吉：测试偏见 　　-作为一名印度南部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Zoroastrian)，贝纳吉说，她站在“比其他印度女孩更高的角度,去探索精神生活”。琐罗亚斯德教的核心教义与她要求参与研究者区分好坏，有异曲同工之处。(琐罗亚斯德教就是我们历史上提到的袄教，或者说拜火教。他们相信世界有善恶两神，人有权力选择，而且应该选择遵从善神。) 　　-从在屏幕保护程序上使用黑人知识分子和女性运动员的图像做起，她同自身的内隐偏见作斗争，反对社会的刻板印象。 　　撰文 塞莉·莱尔曼(Sally Lehrman) 　　当高级主管一个接一个进入美国洛杉矶新线影业公司摄影棚时，马扎林·贝纳吉(Mahzarin Banaji)正在放映室里跟幻灯机“较劲”。这个11月的下午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们被约来听取有关多样性(diversity)的报告，包括他们在设计银幕人物特征时所犯的错误。“我原本以为报告会十分乏味，”新线国际部总裁卡米拉·加拉诺(Camela Galano)承认。 　　然而，在中途休息时，新线的主管和他们的同道——时代华纳下属家庭影院频道(HBO)的人，却聚在贝纳吉周围，渴望从她那里听到更多。这位50岁的哈佛大学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一开始就利用一系列图像，展示出在我们脑子里上演的花招。在一段录像中，一队人绕着一只篮球走过。观看录像的45个主管中，只有1个注意到，画面中有个女人带着一把打开的白伞，慢慢地穿过了游戏场地。通过更多的例子，贝纳吉让听众相信，这类感觉错误，或者叫“意识缺失”(mind bug)，随时都会发生，特别是在我们对其他人作出无意识反应时，更有可能出现。 　　“这是合情合理的，”贝纳吉告诉他们，“而且这是一个失误。”我们都期望公平，她解释说，但是在觉知(awareness)背后，我们的心会自发制造关联，并忽略对立的信息。结果显而易见：在一次书面测验中，主管们轻而易举地就把正面词汇与他们的母公司时代华纳联系起来，但他们发现，很难把正面词汇和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相联系。让主管们尴尬的是，他们还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倾向——把正面词汇赋予具有欧洲人特征的脸庞，却把负面词汇给了具有非洲人特征的脸庞。 　　20世纪80年代末，贝纳吉第一次与华盛顿大学的安东尼·格林沃德(Anthony Greenwald)合作，开始研究这些内隐态度(implicit attitude)和它们无意识的社会影响。格林沃德首先发明了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测试当人们看到屏幕上的提示后，能多迅速地作出反应，敲击计算机键盘。他们是否更容易把花朵的图片和正面词汇，比如“快乐”或“和平”联系起来？看到昆虫的图片，是否会想到负面词汇，比如“腐烂”或“丑陋”？事实的确如此。然后他开始测试与种族和种族划分有关的词汇和图像。参与者的无意识反应和他们自称的态度并不一致。社会心理学家不断寻找各种研究工具，“当时，IAT才刚刚起步，”格林沃德回忆说。 　　几十年来，贝纳吉、格林沃德和第三合作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布赖恩·诺塞克(Brain Nosek)不断寻找新途径，应用IAT和其他工具去探察偏见：它的本性，它源自何处，它如何起作用。例如，贝纳吉与神经科学家一起，把经典恐惧条件反射(classical fear conditioning，人和其他很多生物一样，在面临恐惧时，生理上会下意识地发生防卫反应，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和出汗等等)、内隐态度测试和人们自己对人种间交往的描述结合起来，研究社会群体如何变得彼此畏惧。下一步，贝纳吉希望与灵长类动物学家合作，从物种的角度研究反应倾向(predisposition)如何让偏见进入我们的感觉之中。 　　贝纳吉和她的同事还发现，即使在那些持有真诚的平等主义观点的人中，偏见也司空见惯，而且在人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无意识的时候也仍然很活跃。无意识的态度每天都在影响我们的决定，当研究小组认识到这种力量之后，贝纳吉说：“我们知道，把这个结果公之于众才是正确的。”在一个IAT网站( implicit.harvard.edu/implicit/),使用者可以尝试14种测量手段——例如，发现他们是否自发地喜欢年轻人胜过喜欢年长者，或者喜欢瘦子多过喜欢胖子。10个新建的测试还包括了按国别制作的IAT，比如穆斯林-印度组、巴基斯坦-印度组。 　　迄今，至少有200万人在线参与了测试，其中一些人还提出了建议。贝纳吉发现：“一旦你将它公布于众，你就必须去倾听人们的意见——他们的想法是明智的。”她开始试着从实验室中走出，教给人们有关偏见、职场幽默、智慧和亲切的真谛，她提醒投资银行家、媒体经营者和律师，要埋葬那些会导致错误的偏见。 　　作为一种研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