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报告.docVIP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是一本对革命问题系统研究的经典之作。西达·斯考切波在这本书中所分析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探寻国家政权陷入危机和冲突发生的根源，但这本书是一种“老问题，新视角”，引导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革命起源问题，斯考切波也由此开启了社会革命研究的第三代浪潮。斯考切波的这本著作不仅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这本书中以扎实而丰富的研究方法为根基，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选取了法国、中国和1917年的俄罗斯三个发生了社会革命的正面案例，同时还选取了英国、1905年的俄罗斯、日本、普鲁士和德国五个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负面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历史分析，用三个结构性关系展示了她的解释模式：一是国家君主制政府与国内支配阶级的关系，二是国家统治者与国际竞争者的关系，三是农村的阶级关系。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是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的自主组织。换言之，国家处于国际和国内支配阶层的双重挤压中，而正是在这种双重挤压中的国家所表现出了的自主性能力状况决定是否发生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说，革命危机的出现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它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滞后，与此同时，国家总是处于竞争国际体系中，在外来强国的挑战中常常落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考虑的是国内体制和结构的适当改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振国家，但国内改革的努力常常招致失败：在革命前，波旁法国、诺曼诺夫俄国和大清中国都置身于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而它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实现经济突破，因此拥有更强大更灵活的力量。面对军事崩溃和财政危机，君主政府想通过相应的改革增强自己的力量，但这些改革往往会被上层地主阶级所阻碍，同时还受到农业阶级关系的影响。正如斯考切波在书中所说：“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君主政府在作出反应时受到各种限制，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家非常事件的双重压力下，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组织和军队就会崩溃，从而揭竿而起的暴动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改造开辟道路。”可见，对于国家社会革命的发生，外来威胁和挑战是常态，关键在于国家在国内关系结构中的调整适应能力。如果在外来威胁面前，国家能够保持自主性，仍然具有足够的自主行动能力，左右支配阶级，能够控制农民起义的发生，那么社会革命就可以避免。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自主性对于社会革命的发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斯考切波在书中也对国家自主性进行了强调和运用，她试图将国家看作是一个自为的组织，它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在分析革命运动的演进过程时，国家将以区别于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出现，它不仅摆脱了支配阶级的直接控制，甚至还将在提取社会资源方面与其展开激烈的竞争。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野里，国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冲突发生角逐的场所和平台，国家还有着自身的存在逻辑，它是一整套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负担着维持对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进行统治的职能，对内维持稳定，对外抵御侵略。而要维持职能的执行，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是维持国家组织有效运行的基础。因此，国家有着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的自主性。在发生革命的国家中，国家与支配阶级的激烈对抗最终导致了国家权威的衰落和国家的崩溃，新的力量重新开始组建国家，但与之前的独裁政体不同的是，重建国家的方案有从理性化的改良到激进的革命，而对于国家机构碎片化和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情况，革命是动员资源、结束混乱最为迅速的办法，也就成为建国的当然选择。 具体地从法国、中国和1917年的俄罗斯三个发生过社会革命的案例分析其革命危机，可以发现：法国由于国家支配和阶级力量都很强大，它们相互交织来争夺资源，进而导致了国家汲取资源能力的降低，财政危机发生，致使三级会议召开，最终导致国家行政系统的瘫痪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俄罗斯由于土地贵族软弱，政治上依赖于沙皇帝国当局，对外战争屡战屡败，通过自身改革解放农奴，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产业无产阶级由此诞生并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级，最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激发了社会革命；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家自主性能力急剧下降，地方势力不断发展，军阀邻里，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中，国内的改革和改良都由于强大的保守派势力而相继失败，政府在改革中自我瓦解。可以看出，社会政治危机还不足以导致社会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性政治危机还需要与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相配合。由于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机器土崩瓦解，支配阶级得不到专制君主的威望和强制权力的支持，就很容易受到来自下层农民的攻击；而广泛的农民暴动反过来打击了地主支配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削弱了旧体制的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