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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定位与方法创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法治中国”的科学命题和政治倡导。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青年学生将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引导他们领会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思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也是高校法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作为对青年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主干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下简称“基础”课）要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教学实效，关键在于明确教学定位，把握基本属性；创新教学方法，培养“法治公民”。 　　一、教学定位：法治素质教育 　　教学定位旨在澄清价值、明确地位、把握方向。明确教学定位，才能更好地组织教学。根据“05方案”精神，“基础”课法治教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以传授法律常识为主的普法教育，也有别于以培养法律专门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法学教育，教学定位应为法治素质教育，即在法律认知和规范教育的基础上，强调法治文化的熏陶、法治信念的培育和法治理性的构筑，以培养高素质的“法治公民”为导向。这一教学定位，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国家战略对青年培养的内在要求。法治素质教育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内涵，根据“基础”课的课程性质，法治素质教育应当具有以下基本属性。 　　（一）法治素质教育是文化教育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特定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积淀而成的特殊的认知、思维、表达和行为方式。文化教育的功能是以文教化，实质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从性质上说，“基础”课法治教育属于德育范畴，具有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双重属性，教学重心不是常识性法律知识传授，也不是应用性法律技术培训，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传播和熏陶。教学中法律知识的传授只是载体，目的是引导学生对法律现象进行哲学意义的思考和价值层面的考量，从而揭示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背后所蕴涵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理念，进而理解其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把握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和创造性，实现对社会主义法治从现象到本质再到价值的本质性认识和深层次把握，以及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认同、建构与传承。 　　（二）法治素质教育是信念教育 　　“真正的法律不是蚀刻在铜板上的文字，而是镌刻在人民心中的信念。”“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却将蜕变成为狂信。”[1]p64法治素质教育应当致力于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信念，让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理念植根头脑、深达内心、触及人格、生成信念，成为影响其是非判断、价值评价和行为取向的心理动能。信念教育看似难以驾驭，实则有规律可循：信念是一个立足于“信”之上，涵盖“信任、信心、信赖、信仰”梯次演进的心理系统，信念教育的关键是解决“缘何而信”。因此，要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信念，就要在教学中阐明社会主义法治的科学性和人民性，解决信任问题；阐释社会主义法治目标是良法善治，解决信心问题；阐扬社会主义法治是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解决信赖问题；阐发法治信仰并非迫于法的权威和强力，而是源于社会主义法治本身所蕴涵的价值和意义合乎人们内心普遍认同的人性标准和道德观念。由此形成心理契约、责任意识和法治信仰：“这些神圣的法律，已被铭记在我们的心中，镌刻在我们的神经里，灌注在我们的血液中，并同我们共呼吸；它们是我们的生存，特别是我们的幸福所必需的。”[2] 　　（三）法治素质教育是理性教育 　　法治素质教育是理性教育：其一，社会是理性共同体。法律规范、政治制度、道德原则等无一不是公意理性的产物。其二，人是理性存在物。“事实上，人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它能够使个人在自我之外构设自己，并意识到合作及联合努力的必要。这就是理性的能力。”[3]“意识到自己的理性乃是一种可以使自己超出一切动物都被定着的那种范围之外的能力。”[4]理性意识的觉醒，能推动人的社会化建构，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栖居于社会。作为一种更高级更可靠的认识能力，理性使人获得“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5]，从而实现由“他律”向“自律”、“自在”向“自为”的主体性转变。约翰?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6]“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和理性的训练。”[7]发展学生的法治理性，首先要引导学生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只有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才能从“社会存在”的视角把握法治的科学内涵和理性基础；其次要进行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