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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02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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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中,非讼与好讼并存。政府反复强调息讼,而民间则存在积极要求政府介入的诉求,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观念和实践倾向,实际状况到底如何?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比较法的分析也许有利于澄清这一问题。与同时期的其他社会相比,比如清代与近代英格兰社会相较,官府的态度是否以及何以有所区别?中国人到底是更多,还是更少地提起诉讼?
受理案件:英格兰法院招揽 清代官府闪避
在对受理民事案件的态度上,清代中国与英格兰的相应时代呈现出明显差别。理论上,二者都由政府开放诉讼之门,客观上也确实有大量纠纷被提交公权力裁断。但与英格兰王室法院设定标的和管辖权规则后就来者不拒甚至想方设法招揽案件的做法不同,清代中国官府抱持着一种闪避和挑剔的态度。虽然不能说案件的受理与否并无标准可循,但这种标准是政策性,而非规则性的。标的数额并非债务案件的受理标准。状式虽然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并不完全具有规则式的意义。有的情况下,连中央的程序法规都不奏效。另外,诉诸人身伤害往往是有效的策略,但也并非百试不爽。因此,在清代民事司法中,说服官府接受词状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
从官府的角度,如果说存在政策,那恐怕一方面是尽可能不受理,另一方面就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实际及可能出现对抗性的严重程度,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等各种情况综合判断。从理念上看,这当然与中国特色的冤抑—伸冤式的民事司法模式有关:只有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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