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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教育方法学》有感 《教育方法学》是我拜读的佐藤学教授的第一本书。作为日本学校教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撰写了数部教育论著。在本书中，佐藤学教授综合概括了近三十年来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同时也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本书聚焦教学、学习、课堂、课程、教师、教师教育、教育信息化等方面，整理分析了最新的教育学知识与问题，揭示了新的教育实践的方向。通读本书后，收获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教育与社会密切相关。佐藤学教授在书中提到，各个时期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家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紧密联系的，当时周边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会给他们的思考带来很大影响。比如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的教学技术就是以当时出现的印刷术为原型的。《大教学论》将“教授学”与“印刷术”结合，组成了“教刷术”这一新造词。在这个以印刷术为原型的“教刷术”中，教科书是“原版的读物”，教师的声音是“墨水”，儿童是等待印刷的“白纸”。这让我联想到，现今社会，随机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学校教育也正又一次经历着巨大变革。以数学课堂为例，它早已不再仅仅是一只粉笔一块黑板的课堂，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软件正在广泛地进入日常教学，比如几何画板、图形计算器等的出现，让教师能够更加直观的向学生展示各种函数与圆锥曲线的动态变化过程，有效提高了课堂效率。另外，“互联网+”的理念也正在逐步渗透到高中教学中。因为互联网，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不仅仅局限在学校课堂，它甚至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老师将知识点的讲解录成小视屏放到网络，学生在家就可以自行观看学习，大大延长了学习的长度与“学校”的宽度。微课、MOOC、翻转课堂，这些因为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型实物必将对今后的教育教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到，因为语言以及传播途径的限制，最早的知识是掌握在少数使用拉丁语的特权阶级手中的，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知识与学问。尽管目前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推行了30年，基本扫除了目不识丁的文盲，但是更高层次的高中教育与大学教学覆盖率仍然有限。几百年前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大量知识被快速印刷到数量繁多的书籍上而受到广泛流传，也许现今的互联网可以像那时的印刷术一样，利用一台计算机与一根网线，为那些没有机会走进大学课堂的人们架起他们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桥梁。佐藤学教授在本书的第九章“计算机与教育”中也专门提到了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给教育造成的深远影响，认为计算机的出现带来了教育史上继文字和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三次文化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与认知革命。在承认计算机给教育带来各种利好的同时，他也理性指出了计算机教育的危险性，如可能会使学习陷入形式化，会加剧个人主义学习，使教室与学校的公共性解体等。因此，我们需要探求的不是会使用计算机的教育，而是不被计算机所“使用（牵制）”的教育，计算机教育需要一边批判性地探讨这种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及危险性，一边探索前行。 第二，关于教学模式的转变问题。“教”与“学”是每天都会发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活动，佐藤学教授在本书的第五章“教与学：意义与关系的重建”中重点介绍了教学的概念、学习的定义域理论以及教学的模式。芝加哥大学教授杰克逊最早提出了两种教学概念：“模仿模式”与“变化模式”。“模仿模式”指的是以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与习得为基本的教学方式，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教育中占支配性地位；而“变化模式”是将促进学习者思考态度及探究方法的形成作为基本理念的教学概念，它将“教学”定位为文化的再创造（改造）而非文化的传递。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既是知识与技能，而“渔”是指学习知识与技能的方法与能力。与追求同步地、高效地传递大量知识、技能，通过个人间的竞争促进学生熟练掌握知识的中国、韩国、日本的“模仿模式”相比，欧美的教学中则以每个人都进行多样的、个人的探究、表现、互相分享，并承认差异的“变化模式”为主。前者追求“学会”，后者追求“理解”。在日常课堂中可以看到，“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也在逐渐被我们中国的教师所摒弃，教师们也会尽量在课堂上设计一定数量的探究性学习，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与创造性。在日本，也有许多教师希望从“模仿模式”变革为“变化模式”。但是在努力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待这样两种模式。比如佐藤学教授在书中提到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作为“消除贫困”一环而普及的以黑人子弟为对象的“补偿教育”中，许多学校推进了基于学习的个性化与个别化的“变化模式”的教学改革，但这种尝试中的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原因是白人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化完全不同于尊重伙伴与合作的黑人共同体文化。可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受教育者，两种教学模式各有利弊，每一个都不能被轻易否定。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我个人觉得应该充分考虑学情，把握学生的最近发展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