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监管困境.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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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05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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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村民自治的监管困境   【√】由于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村官受上级乡、镇党委、政府的制约较小,而这一监管空白则为村官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你问我有多少物业?我也不清楚,但有钱是肯定的,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就赔了一个亿现金给我。”这是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南联社区工作站原常务副站长周伟思在被举报坐拥20亿家产后对媒体讲述的一句话,他表示自己的财富是多年积累而来,愿意接受调查。   周伟思讲这段话时绝对不会想到,就在2013年除夕的前一天下午,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前往深圳市第三看守所向“巨富”周伟思出示逮捕证,并宣布逮捕。此时,距离其对外发布“无罪”言论还不到三个月。   检察机关的资料显示,仅在南联社区的一次旧城改造项目中,周伟思因动员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补偿条件,为该房地产公司的拆迁节省了大量资金,并加快了该旧改项目的推动进程,该房地产公司为表感谢给了他逾千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   尽管实践中如周伟思这般“巨富”的贪腐村官极为少见,但近年来不断落马的村官们已然使“别拿村官不当干部”的戏谑之词成为现实。   在石武(石家庄至武汉)铁路建设中,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港口村4名村干部贪污约25万元征地补偿款;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村的村支部书记蔺宝林伙同其他村干部以企业改制为借口,打着经济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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