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的讨论.pptVIP

关于“五四”问题的深层认识 抵制日货的是是非非（个案） 作为政治运动，五四参加者心目中的敌人无疑是日本。 运动预先定下的文明基调，使抗议者不可能采取其他手段伤害敌人，唯一的手段就是抵制日货。 唯一不能指望的是政界； 学生得到各界的支持； 暴力抵货屡见不鲜； 工商界支持提倡国货； 抵制日货的经济效力有限； 抵制日货的是非没完没了； 三、 “五四”作为法律事件的启示 九十年来，关于“五四”的叙述与讨论多得不能胜数，但鲜少论及五四里的法律问题 。 我国第一部“五四”运动史料《五四》一书，在区区十万字的篇幅里，收入数篇当时报章研讨“五四”法律问题的文章，并单辟一节：“关于法律问题之舆论”。 ——蔡晓舟、杨亮功编辑 ：《五四》1919年9月。 讨论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为集会自由的行使，即与此关联的宪法条款是当时的《中华民国约法》第五条第四款“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其二为《五四》所说的“赵家楼之武剧”，纯以法律论，这至少抵触了《中华民国约法》第五条第二款：“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赵家楼之武剧”后，学生纷纷归去，《五四》记述“落后之三十二人被军警捕去”。那么，如何看待学生的行动与这三十二名同学的被捕呢？《五四》里“关于法律问题之舆论”对此做了分析，尤其是梁漱溟、蓝公武和康有为的文章，三种视角耐人寻味。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 “但我如说这话，大家一定不谓然的很多。我以为这实在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 ——转引自《读书》2009年第5期，第16页。 蓝公武撰写反驳文章《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认为：第一，“凡是群众运动，是一个意志、一种共同感情的作用，这里头绝不能分别轻重。拿四号这件事讲，学生共同行动的，有数千人之多……逮捕的学生，乃是学生散后，随便在街上捞来充数的，如何可以把罪名都移在这几个人身上？¨¨再谈到自首，全体学生都去领罪，似乎法律上也说不过去。若是拿几个人去顶罪，不问挑选或是自首，在法律上是冤枉，在道德上是作伪”。 第二，“单就近几个月讲，英、美两国，一连闹了无数的同盟罢工。那暴行的程度，有几次简直和革命差不多。死伤的人也不少。然而，他们的政府，坦然自若……要晓得，这并不是人多无惩办的缘故，却因为公众的示威运动，在现今的文明国，是国民法律上应有的权利………不能拿‘扰乱治安’、‘目无法纪’这些罪名，加到国民示威运动的头上来了”。 * * 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理解 “五四”在社会层面上的影响 “五四”作为法律事件的启示 “五四”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 一、关于“五四”爱国的理解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 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他在运动后不久这样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 ——转引自《读书》2009年第5期。 学生领袖罗家伦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在“五四”一周年时总结道：“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 ——转引自《读书》2009年第5期。 “五四”精神被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虽然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有其独特的精神，乃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五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它与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世界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谈论爱国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了解晚清以来的国家观。 ◆晚清的国家观、爱国与国家主义： 晚清所出现的国家观念，主要是国家有机体论。比起西方的影响，晚清的国家观主要受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即：国民与国家不可分割、高度一体化的整体。当时，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视国家为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国民与国家乃一个钱币之两面，互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