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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企九年职场心历程：思科九年》 　　南半球的二月是盛夏。这里白天的阳光炽烈而持久，四处都是耀眼的惨白。电视里的广告说皮肤癌是这个国家的国癌，提醒人们小心这厉害的阳光:要穿长袖的衣服待在阴凉的地方，要戴墨镜涂防晒霜。即便如此，海边的沙滩上还是躺满了裸露皮肤晒日光浴的各色人种。他们慵懒地躺着趴着，戴着墨镜看书或者睡觉。他们的孩子在水边嬉戏，他们的狗在四处奔跑。海浪一层层涌来，冲浪者和他们的冲浪板在浪中时隐时现。 　　我也半躺在沙滩上，看着儿子和一帮白人小孩玩耍。偏光墨镜里的天空幽蓝深邃，海水的颜色是那种厚重的蓝灰色，洒着点点碎光。我脱掉凉鞋，把赤脚深深埋进滚烫的细沙。海风微凉而带着腥味儿，这股气味儿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其实也才短短的几个月而已，可是我感觉好像距离那段生活已经很远了。那些曾经天天缠绕在脑袋里的烦恼和焦躁，那些曾经让人厌倦不已的应酬来往，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大喜大悲，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海边，在这个着陌生语言和文化的国家，好像已经都渐渐褪色乃至趋于消散。我有点害怕，害怕自己哪天回忆起那段生活的时候记忆里只剩下一片空白。 　　我想也许还是应该找个地方把它们保存下来，就像是电影里的美国给自己的钱袋找一个火车站的保管箱，或者像是梁朝伟默默地对着吴哥窟的某个树洞喃喃自语。我要把它好好地埋在一个地方。我知道，只要我埋好了，它就不会腐烂。 　　当我把辞职申请放到丁老板桌上的时候，他笑了，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也笑了。然后他问，要去哪里。 　　1998年，我27岁，是一家日资通信公司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当时，这家公司在我居住的城市属于效益非常不错的合资企业。每天，公司的几辆豪华员工通勤班车穿行市内，惹人注目。在这里上班的员工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几个日本人被安插在各个部门作为外资方的管理人员。 　　1998年8月，我向早已预料到我要走的丁老板递交了辞呈。至此，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整整三年。其实，这三年也是一堆需要好好找个地方埋起来的记忆，让我一个一个来，留待以后吧。 　　老和我的姐夫vincent是原来的同事，两人有不错的交情。得知我想要寻找下一家公司时，vincent找了老。老把我的简历登记到了思科的人才数据库。当时思科在中国是通过在职员工推荐寻找新人的，如果被成功录用，推荐者将得到1500美金的励。 　　第一次见到老，是我在上海onboard之后。此人中等身材、平头、圆脸，衣着得体而讲究，言谈内敛而圆熟。我谢他，他笑着说不用谢，第一，思科不是因为我推荐你就录用你;第二，我可以从你身上得到1500美金，我要谢你才对。 　　他说得不错，在成功拿到思科的offer之前我经过了五轮面试。从一开始的摩拳擦掌志在必得到后来的惴惴不安听天由命，思科没有让我觉得进来得很容易。 　　这辈子到现在为止和两个叫holly的女性打过交道。两个holly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第一个。 　　在我把简历交给老之后不久，接到一个电话，是那种广东腔的普通话，声音很温婉。说是思科公司的人事部门职员，问我有没有时间见面聊聊。 　　老通过vincent告诉我，思科对新员工的面试一般有五轮。第一轮是人事部初步面试，第二轮和第三轮是技术或者能力面试，到了第四轮和第五轮，就是和各级老板打交道了。因此，人事部的面试其实挺关键，往往有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得到或者分数。第2节：思科九年和holly的会面约在江北的holidayinn，当时这家四星级酒店新开不久。我打车来到这里，时值盛夏，我在大堂的沙发坐下吹了一会儿空调，等浑身干爽气定神闲了以后我用内线电话拨通了holly的房间，她让我先到酒吧叫点东西等她一会儿。我来到大堂酒吧叫了一杯冰水，四处逡巡了一番。1998年这个城市的四星级酒店里还有一些人丁稀落的神秘感，细碎的钢琴声中几个颇具优越感的服务生静静穿行。几对交谈的人群音量也控制得很有教养。数年之后，当各个城市里的各大酒店着众多大声打电话的人群的时候，我还真有点怀念那个了但还不太的年代。 　　holly让我等待的时间不长，当我看到入口处那个衣着得体神态怡然的女性走进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她了。 　　谈话走的是很标准的面试程序:我的基本情况，我为什么想要换工作，我对思科的了解和期望，之后双方换成英语进行了简单对话。最后便是一些谈话了。一切基本上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想，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出自信和分寸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果能够再根据你对对方的了解不着痕迹地加入一些个人化的元素，一次初步的面试就成功啦。这次我做得还不坏，当时回归不久，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有趣话题让我们的谈话最终尽欢而散。 　　走出holidayinn，外面还是这个城市在这个季节惯有的酷暑骄阳。我像是暂时游离了一会儿，很快便又被外面熙熙攘攘的人流拉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了。 　　过了几天，我接了一个去江苏出差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