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人员的责任伦理.ppt

第3章 行政人员的责任伦理 3.1行政人员与行政责任 3.2行政人员的伦理责任 3.3责任伦理实践 3.4伦理责任实现途径 3.1行政人员与行政责任 3.1.1行政人员与行政责任的有关论述 3.1.2行政人员 3.1.1行政人员与行政责任的有关论述 现代西方行政伦理思想是与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相结合，以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为理论背景，结合作为公共行政基本理念的行政哲学或政治哲学的发展，以“公平”、“正义”等基本概念为核心，以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为基本价值取向，面向现实公共生活本身的行政伦理。 1、亚里士多德 认为“人的德行并不依赖人所占据的社会角色而依系于人本身。正是人作为一个种类的目的，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类品质就是德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有四善德：明哲、节制、正义和勇敢。 个体对这种社会责任的履行，就是德性。 2、执行行政论 “政治－行政二分法” 的创始者伍德罗.维尔逊认为：“公共行政就是公法的明晰而且系统的执行活动”。应当在“政治官员与非政治官员”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 古德诺的名言：“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经典表述。 按照二分法的逻辑，行政人员只是他人意志的纯粹执行者。 3、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反对以信念伦理为指导的政治行动，反对道德伦理对政治生活的审查；在他看来，“政治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以道德为依据的职业” 支配政治领袖行为的责任原则与公务官员的责任原则是十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 公务官员的荣誉在于自觉执行命令的能力，就像这命令与自己的信念想法完全一致。” 韦伯认为，一个“真正的官员”，是无任何个人的人格、信念、价值判断可言的，必须恪守卡尔·波普所说的“齿轮精神”。 4、公共选择理论 人是理性的自立者即“经济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同意了对人的动机的评价：任何人只要他的行为不违背一定的秩序规则，由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无论其行为动机是多么的自私自利，其结果反而是利他的，有助于社会福利的促进。因此就其结果而言，行为者无所谓高尚与卑鄙、善良与邪恶之分，只要他遵循了市场规则。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公共选择理论扩大了亚当·斯密的将人类行为动机低水平划一的做法，将自利人的假设从市场决策领域扩展到了政治决策领域。官僚与政客队伍中的恶劣行径的司空见惯，腐败行为的不断升级和泛滥，成了这一理论的最好证明。 它的理论预设是：人是理性与非理性、自利与利他倾向的辩证统一体，其具体情景中的具体行为立场或动机取决于该情境中这种辩证的结果。 5、反“传统行政”理论 ?对于“传统行政”的理解，理论界已经有两种观点：一般人的观点和新公共行政的观点。人们一般将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前的行政学理论归为传统理论，主要包括威尔逊、古德诺、威洛比、怀特等人的思想。 “行政管理者不是中性的。应责成他们承担起责任，把出色的管理和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准则、需要完成的事情或者基本原理”。 行政人不仅要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卓越的执行，还必须根据其经验能力以及社会道德准则制定符合人民利益需求且有助于促进社会公正的政策。这就要求行政人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运用其道德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学理推进路径 行政人是否有价值判断——反思政治－行政二分法； 行政人价值判断的实践形式：自由裁量权——基于对行政人不信任的制度主义； 赋予行政人以代表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行政中立； 行政人的道德认识能力、判断能力、行为能力——狭隘的权威秩序 3.1.2行政人——行政伦理主体之一 行政伦理主体的三个层次： 一是作为公共行政的个体主体的行为人，包括通常所说的公务员，行政领导，以及涉及行政体制设计和改革、行政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的有关人员； 二是作为公共行政的机关或集体主体，这里面涉及到公共行政机关的制度架构的伦理内涵，以及公共行政制度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约束机制； 三是作为公共行政政策本身也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不论是政策的目的还是执行政策的手段的选择都涉及到利益与价值问题。 行政人 行政伦理学视野中的行政人是具有裁量权的责任行政者，是具有道德能动性的义务承担者，是根本性地受其自身信念与伦理约束的行动者，是以人民民主和公共利益为最高准绳的价值负荷者。 行政人的角色定位： “理性执行者”（威尔逊—韦伯理论） “自利经纪人”（公共选择理论） “价值负荷者”（“新公共行政学”、行政伦理学） 斯蒂芬·贝利在1965提出行政人必须具备的三种思想态度和三种道德品质： “政府体制中的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 乐观 勇气 仁慈的公正 阿普尔贝认为，行政人必须具备三种思想态度和三种道德品质。 三种思想态度分别指向：（1）公共事务道德的模糊性（2）环境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