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犯罪轻刑化问题研究.docVIP

PAGE PAGE 1 渎职犯罪轻刑化问题研究 　　一、解决之基：现状 　　据统计，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渎职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渎职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1]《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情况报告》披露：2006年，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629名犯罪嫌疑人中，已经对370人作出了刑事处理，其中，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8人。法院已经作出刑事判决的有249人，其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131人，占判决总数的52.6%；宣告缓刑107人，占判决总数的43%；判无罪2人，占判决总数的0.8%；判处实刑9人，占判决总数的3.6%；还有113人已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尚未宣判。数据分析显示，在已经作出的刑事判决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宣告缓刑的比例高达95.6%。[2]由此看出，当前渎职犯罪判决免予刑事处罚和适用缓刑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渎职犯罪的刑罚轻刑问题已经日趋严重，其不但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更有放纵渎职犯罪分子的嫌疑。 　　二、解决之源：原因 　　（一）主观原因 　　1.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八议”、“官当”制度。早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魏明帝就在制定《魏律》时，规定了“八议”制度。其包括议亲（皇帝亲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传统德行与影响的人）、议能（有大才能）、议功（有大功勋）、议贵（贵族官僚）、议勤（为朝廷勤劳服务）、议宾（前代皇室宗亲）。此后，“八议”成为各代刑律的重要内容。 　　“官当”制度正式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北魏律?法例篇》规定：每一爵级抵当徒罪2年。南朝《陈律》规定更细，凡以官抵折徒刑，同赎刑结合使用。如官吏犯罪应判4～5年徒刑，许当徒2年，其余年限服劳役。若判处3年徒刑，准许以官当徒2年，剩余1年可以赎罪。 　　2.受其他法律有关公务员处分规定的影响。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务员法》第56条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2007年6月1日施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开除处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其与单位的人事关系，不得再担任公务员职务。渎职犯罪轻刑问题与此不无关系，一些人认为既然已经去掉了具有渎职行为人的公职，已对其进行了处罚，并消除了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所以不必对其再判处刑罚了。 　　（二）客观原因 　　1.渎职犯罪的法定刑过低。现行刑法规定渎职侵权犯罪共有44个罪名，除了侵权类的7个罪名外，在37个渎职犯罪的罪名中法定刑最重的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渎职犯罪造成的后果不小，按照2006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规定：如果造成经济损失的，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而同为职务犯罪的贪污贿赂犯罪则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一）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中处罚。通过将渎职犯罪和贪污受贿犯罪的法定刑进行比较不难看出渎职犯罪的法定刑比较低。 　　2.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监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着很大的空间，除极少数几个罪名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外，刑法中的大部分罪名都涉及到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法官只要有正当的理由，只要没有突破法定的量刑幅度，无论是判处量刑幅度内的最高刑还是最低刑，其所做出的判决就不能说有错。 　　三、解决之路：对策 　　（一）主观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他法律有关公务员处分的规定对渎职犯罪轻刑问题的影响力，本文认为将会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地不断提高、法制宣传地不断深入而逐渐减弱。 　　（二）客观方面 　　1.提高法定刑及完善有关缓刑的义务。波斯纳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一个人之所以犯罪，因为对他而言，犯罪的预期利润超过他的预期成本”。任何人犯罪前会进行犯罪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当他实施犯罪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其从犯罪中所获得的收益时，他才可能放弃犯罪；当他认为预期的犯罪效益大于或等于其犯罪成本时，他将可能实施犯罪。 　　（1）提高渎职犯罪的法定刑。目前，渎职犯罪的法定刑与其社会危害性即所造成的损失之间不是很协调，并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入罪难，刑罚轻，罪刑不均衡”。通过将渎职犯罪与其他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公民群体心理承受程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渎职犯罪的法定刑明显偏低，不利于威慑与遏制日益严重的渎职犯罪。 　　（2）完善宣告缓刑的程序及义务。第一，增设缓刑听证程序。对可能被宣告缓刑的渎职案件，可以在宣判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