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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吕澂共生美学思想初探 　　摘要：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指出“美学理论是哲学的分支，它的宗旨是要认识而不是要指导实践”。[1]生于清末民初的吕澂（1896-1989）平生所致力的佛学美学——即共生美学，恰是要从佛学缘起论的角度认识事物现象并指导人生与社会实践的美学理论。而在剖析“共生美学”的佛学理论渊源及其审美指向的同时，将呈现20世纪初期“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语境中吕澂“共生美学”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无明；缘起；共生；共生美学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53-02 　　曼纽尔?卡斯特在其《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断裂和异质的时代，每个国家内部分割的时代，信息、时尚和知识跨国流动的时代。我们寻找能够将我们团结起来的方法，或至少可以理解我们的办法。这些办法与我们的种族、阶级或出生的国家联系越来越小。”[2]清末至20世纪中期之时的中国，正处于“断裂和异质”的时代，从所谓的“器物之滞后”的“变夷之议，始于言技”学他者科技之长以强兵富国的洋务运动；从认为“制度之延后”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维新变法的政治体制改革；到文化、心理的中西比较进行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文化运动”。始感“文化之不足”乃是国贫民弱的根本症结，而民弱变革的先提条件是思想启蒙为之先声。出生于1896年的吕澂遭遇到的正是苦难中国的开端。“1894年的中日战争使华夏世界政治、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崩溃阶段：战败的后果在各方面都极为严重，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再也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3]。正是在这一时代的背景下，20世纪之初的中国思想家们在救亡图存给予的使命之下，于各自专擅的领域追寻时代救弊之药方。 　　吕澂作为近代美学的开拓者之一，以清代考据学结合西方近现代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印佛学和西方美学做出精细的梳理，构建出以佛学缘起说为理论基础的共生美学思想观。其目的是实现审美个体的“自我”完成与社会“他者”转化为一体的共生过程。首先，我们从考察吕澂的共生美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为始。 　　一、“审美观照”之下的烦恼之源—无明 　　吕澂作为大乘佛学的坚定支持者，是以佛学的理论基石之一的“四谛”①作为思想基础。如其所述“人生的全部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染（苦、集），一是净（灭、道）。四谛的组织又是以苦谛为根本，“集”是苦集，“灭”是灭苦，“道”是灭苦的方法。”[4]此是对人生现象的认识，认为人生是苦的不断演进的不能自我控制的行移。同时，吕澂认为此说也是佛学的基础，并进而说明佛学苦谛中的前四种：“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不可避免，若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求不老、长生等等，则会产生痛苦。后四种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产生的。”[4]苦之原因是由于贪欲之集谛而生，贪欲的形成是由“无明”（无知）而产生。如其所说“释迦认为人生是无常的，终归是要消灭的，众生却要求它常，这就是“无明”（无知）。”而“人生也是无我的，因它不会自生，所以没有自体，像房子是由砖瓦木石结合起来的一样，人也是由五蕴结合而成。众生却要求有我，这就是“无明”。众生由于这种无知而发生的行为，就是苦的总根源。”[4] 　　简言之，吕澂在对佛学梳理的同时，随着从表层认识超越个体认识，即从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到民族、国家的层面。在对这一“人生”之苦的探源中，个体人生与民族国家的忧患存亡的深层审美观得到融合。更进一步，人作为类本身的审美特性获得新的发现，在社会的关系相互作用之中发现烦恼之源—“无明”。也既是审美在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的根源中开展，因客体对象与大千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对审美对象把握也是由局部到整体、由感性到理性的渐进式的认知过程。 　　正如在《佛陀的言教》中所述：“世界到处无常，四方动荡不定；我想为自己找个住处，却找不见一处不为（死以及苦恼等）所缠绕之处……看到众生互相争斗，我的厌恶产生”“我看见一支难以看见的射入人心的箭，被这支箭射中的人四处乱跑，而拔去了这支箭，他就不再奔波，坐定下来”[5]。古印度释迦所处的战乱不止、动荡不安的时代与吕澂所处的苦难中国再一次以时空节点的形式展现出来。是什么会以相互冲突、不断的战乱的方式让互相争斗的人不能坐定下来，不在奔波呢？简单所谓的贪欲，以不能诠释那个复杂的历史时期。而探究如何拔去这支烦恼之箭（无明），即是吕澂以佛学原理的方式去探究如何超越类本身而对生命本身的苦难与“生”之意义的终极探源。 　　吕澂于苦之根源的探究，也正是梁启超在评《康南海之哲学》中所言：“既以求人类之最大快乐为目的，当先去其苦，欲去其苦，当先寻其致苦之源，于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观察世界各种社会，条别其苦恼之种类与其所从出。”[6]假使以现代话语进行表述苦与无明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