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屈原悲剧人生的自身原因.docVIP

PAGE PAGE 1 浅论屈原悲剧人生的自身原因 　　长期以来，屈原一直以我国伟大的悲剧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对国家的忠贞不渝，成为后代人们学习的楷模，也因其悲剧人生深受后人惋叹。对于悲剧的探讨，无论是屈原自己，还是后代研究屈原的学者，都认为是当时的黑暗的政治环境造成的。然而，仅仅把目光停留于外部原因，我们无法认识真实的屈原。本文试图从屈原悲剧的内因着手，探讨屈原的盲目自大和能力缺陷是其悲剧的根本原因这一命题。 　　高度自信不识君王政治低能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其光辉形象一直彪炳千秋；但屈原的一生又是悲剧的一生，它具有高度的爱国情操，无可比拟的才情；但在政治上不被怀王信任，受群小所诽谤，几次放逐，最后落得尸沉汨罗江的下场，其悲惨人生遭遇让国人叹惋，世人悲怜。然而对于屈原的悲剧人生，很多人将其归咎于政治的黑暗，君王的昏聩，小人怨绯。正与屈原自己所说“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正是党人的贪婪谗毁和怀王听信谗言、疏远自己导致他欲行美政而不能。这个理由看似无可厚非，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这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因是根据”。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得势者如战国四公子、纵横家苏秦张仪，纵横捭阖；不得势者如儒墨道法诸家，退而著书授学，把自己的政治构想浓缩成文字，让后代领略他们的风骚。但我们发现，与之相比，屈原似乎没有留下任何政治主张和构想，让人们匪夷所思。我们还是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熟悉的屈原。 　　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在吉利的时辰出生于高贵的家族，可谓根正苗红。屈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注定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进入统治者的队伍。同时，“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具备了优越的出身，同时按他自己来说，不断的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具有“内美”，“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他所佩戴的江蓠、辟芷和秋兰正式他美好品质的象征。屈原既有高贵的出身，又有美好的品质，他的政治前景将一片光明。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在屈原的高贵出身和“内美”的条件上，屈原得到怀王的信任，“王甚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屈原建立了高度的自信，自己各方面条件优越，怀王又信任，自有天下非我莫属的优越感。他觉得“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怀王应该听自己的，在自己的引导下实行“美政”，使楚国强大起来，重新称霸诸侯。屈原给自己的定位是行端品正、好修爱洁、正气沛然的君子，同时是振兴楚国、辅佐楚王的贤臣。这样，屈原在自己的政治美好憧憬中建立了高度自信。那些小人屈原不屑与为伍，对他们极端的憎恶，“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整个出过只有他在上下求索，国中小人蒙蔽圣听；“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申述自己不能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性。这样，屈原在自己出身、内美、怀王的信任和与小人的对比中建立了高度自信。 　　司马迁在讲到屈原的前期得到的重用，下面又说“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二）未定。上官大夫见而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司马迁把屈原的被疏原因归结为上官大夫的诬陷，但我认为除了这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屈原不识君王，他没有认清楚自己的君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政治希望寄托于怀王身上，但怀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得他托付理想吗？他不知道，可以说对于怀王，屈原的认识是模糊的，他缺乏辨析的能力，是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导致他的失败，他的悲剧。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一个根本靠不住的人，失败也是必然的。我们举个例子看看怀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秦惠王为破坏楚与齐的合纵，派张仪到楚国行诈，诡称如果楚与齐绝交，“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愚而贪的楚怀王竟轻信张仪，一方面与齐绝交，一方面派人到秦接受土地。可是张仪却对楚使者把“六百里”说成“六里”。这样一来，“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渐，斩首八万，虏楚将屈旬，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工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因为从这一段历史可知，楚怀王对齐国因贪心而与之绝交于，为了空头许诺的六百里地却与自己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