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产业高端化 实现经济稳增长.docVIP

PAGE PAGE 1 推动产业高端化实现经济稳增长 　　当前，在“稳增长”成为宏观调控重要政策选项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稳增长”与以往历次“保增长”的背景与条件有着根本的差异，不能简单照搬固有的经验，套用过去的模式。 　　目前，我国经济放缓既是外需下降与投资拉动削弱使然，也是前期为防通胀、实现“软着陆”进行主动调节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本轮经济下滑背后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即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上，过去所依赖的拼资源、拼低成本劳动力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和内生动力。“稳增长”不能仅仅依靠“松货币”、“上项目”等短期措施来应对，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将推进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高产业丰厚度，从根本上构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因此，“稳增长”还必须站在全球高度，建立起更加宽广与深远的战略视野，来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形势背后的真正含义，据此制订更加科学的经济决策。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国际分工形态已经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三次产业分工及其比例关系，还有基于价值链分工模式所形成的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所谓产业内分工，典型的是将制造业划分为低端、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和高端、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产品内分工则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工序和加工阶段，通过外包方式分散到不同国家与地区进行生产，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就是苹果平板电脑和iPhone系列手机。 　　正是在这种新形态的国际产业分工模式下，发达经济体不断将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而其自身则更专注于上游的融资、研发和下游的物流、营销等产业链高端和高附加值生产服务环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不断被纳入到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并逐步被定格为产业价值链条低端的生产制造基地和制成品出口基地。从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来看，欧洲和北美地区分别从1970年的46.87%、30.30%滑落至2010年25.99%和19.66%，而亚洲则从15.44%上升到43.86%，其中，中国的占比在过去的40年间提高了14.85个百分点，到达18.69%，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最终，当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分别发挥规模效应而出现集聚时，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也就从地理上催生出了发达国家专业化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分工格局。 　　同时，由于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差异，具有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发达经济体更易于专业化生产金融资产和进行金融创新。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金融分工也在深化，具体表现就是流入发达国家的金融证券资本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资本二元并存的结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02年末，美国的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余额分别为0.79万亿美元和0.29万亿美元。到了2008年末，上述数值增加至9.06万亿美元和4.77万亿美元，亦即资本净流入高达4.29万亿美元，是2002年的8.4倍。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上升趋势并没有明显改变，2009年末美国资本净流入依然高达4.45万亿美元。而且在美国的资本流入总量中，东亚国家的占比从2002年的26.62%提升至2008年的75.29%，构成了美国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早在2007年，中国资本净流出总额就已占世界的21.3%，成为全球资本净流出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则是当年资本净流入最多的经济体，占全球资本净流入总量的比重高达49.2%。 　　结果，在产业分工失衡和金融分工失衡的双重循环机制影响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从属地位被进一步固化，辛苦赚取的劳动所得和贸易盈余无法有效转化为资本积累和公众福利，反而成为了发达经济体进行金融投机和超前消费的能量之源。而发达经济体则既可以通过高技术垄断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赚取超额的生产者剩余，又可以从后者那里进口低附加值的廉价商品，享受消费者剩余，形成了“创造财富的国家生产，不创造财富的国家消费”的格局，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和世界经济失衡，扩大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也进一步造成了“中心-外围”国家之间的分化。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尚处于低端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的机遇，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优势，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到由发达经济体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不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