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docVIP

PAGE PAGE 1 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摘要：在我国，以往量刑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行，量刑被提到了与定罪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也引发了对量刑的基础量刑证据的关注。但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然司法机关相继出台的规定中，均涉及对量刑证据的规制，但这些规定十分零散，且不够完整与系统，相对于成熟的定罪证据制度而言，量刑证据制度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关键词：量刑证据；定罪证据；量刑规范化；证据规则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18-02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体现在刑事司法领域，即人们不但关注刑事案件的定罪是否正确，而且更加关注量刑是否公正合理。由于网络等信息载体越来越发达，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相同或相类似案件的量刑结果差别巨大的现象被曝光出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量刑不公、同案不同判、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被社会公众所诟病。一些案件由于受到民众巨大呼声的影响，甚至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反差巨大的量刑结果。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最根本的是量刑的基础——量刑证据未发挥其在量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这又源于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不健全。 　　一、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 　　（一）重定罪轻量刑导致量刑证据不被重视 　　多年来，我国刑法对于许多具体犯罪只规定了一个量刑范围，最终应判处的刑罚由法官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自由裁量。而对于这种裁量的行使条件与范围限制，法律并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对法官裁量的合理性也缺乏相应的评判标准，只要法官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做出裁决就是合法的[1]。例如，《刑法》第62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而分则所规定的同一法定刑幅度内，最低与最高相差五年以上的有270多个，占总数的40%，《刑法》中的法定量刑情节多达57个，如何确定与每个情节相适应的刑罚调整幅度法律也没有做具体的说明。对于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包括犯罪的目的与动机、方法与手段、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等，法官在量刑时应如何确定它们对刑罚的影响程度，法律也没有做相应的规定[2]。 　　从我国以往的刑事司法实践来看，庭审明显倾向于重视对定罪问题的调查而忽视量刑。量刑结果只要是在法定幅度内就是合法的，量刑证据应该如何认定和采纳均由法官自由裁量。而由于没有完整的量刑证据规则，整个量刑调查阶段，被告方更倾向于法律辩护，庭审过程中对量刑证据的质证和辩论显得十分苍白。 　　同时，我国主要以报应观为量刑主导思想，通过刑罚达到对犯罪人的惩罚，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犯罪人进行教育与改造。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问题，则期望通过在改造过程中的减刑等方式来达到，也导致量刑证据不被关注。 　　（二）量刑推理过程不公开致使量刑证据无用武之地 　　在我国，量刑的结果由合议庭秘密评议产生，刑事案件的判决书往往十分简单，不要求法官详细说明量刑的依据与推理过程，基本上就是罪名、法条、判决结果的机械组合。即使法官通过遴选全面的量刑信息，做了大量的工作，量刑结果有理有据，但由于这些在刑事判决书中都未能充分体现，没有为公众提供强有力的量刑证据和事实理由的说明，容易使人质疑其公正性与权威性。 　　（三）司法机关相继出台新规定探索规范化量刑 　　为了规范量刑，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程序意见》），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 　　《量刑程序意见》明确规定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的，法庭审理可侧重量刑问题进行；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在法庭调查阶段，应当查明有关量刑的事实，即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仍旧一并调查，没有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调查顺序、证据规则，对于量刑证据的证据采纳标准、举证责任分配、证明责任分担和证明标准等问题没有做出规定。只是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的法庭辩论予以区分，规定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再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辩论。这里应注意到，在法庭调查和定罪问题的辩论都结束后，对于定罪问题，法官业已查清，即对被告人下一个有罪或无罪的初步结论。这样，若被告人无罪，则不需要进入量刑辩论阶段；若被告人有罪，则进入量刑辩论阶段。否则，仅机械地将定罪问题和量刑问题的辩论分开，被告人一方在不知是否被判处有罪的情况下，进行量刑问题的辩论，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在《量刑程序意见》中有所体现。 　　《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的指导原则、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