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经历.pdf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 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 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 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 必设理科。 二、大学应设大学院( 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 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 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 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 均有办大学的能力。) 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 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 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 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 后；但自各省竟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 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 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 国，按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 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功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 1 / 12 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 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 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 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 “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 药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 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 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 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 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 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 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 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 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 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 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 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 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 2 / 12 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 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 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 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 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 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 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继 续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 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 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 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 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 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 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 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 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 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 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 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 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 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