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社会考.doc

　　战后日本社会考 　　胡平 　　日本特色的脸 　　大约１９９０年前，一位名叫野田正彰的日本社会学者，在近江的乡下见到一位叫川崎太二郎的老人。老人这年７９岁，还和妻子一起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可能除了稻米，食物几乎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很难从川崎那清癯红润的脸上看出他过去的经历，从他对野田一再发出的由衷感叹里：“没有比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好的了，”人们会以为他毕生都是个赏心悦目于桑麻渔渚的村夫野老。 　　老人领着野田参观了鸡舍，一块褪色的黑板上写着“米糠１０公斤、鱼粉２。５公斤，牡蛎壳１０公斤”等字样，像是鸡饲料的配料。下面，抄着的却是一首诗： 　　小小的鸡冠花哟，／让我想起上海原野上，／那采野菜的孩子。／问声你在做什么？／柔美地微笑着，／抬头向我张望，／开口说出“咪嘻咪嘻”。／那披在肩头的红布片，／是什么？／回答一句，／“女”／孩子若还在世上，／已５０岁？／怀抱着孙儿，／讲不完战争年代的故事。／红色的山茶花哟，／宛如那穿着褪了色的、／美丽衣服的孩子。 　　由黑板下面的搁板上插着的一枝山茶花可以想见，这首诗并不是作者随意涂抹在此的。当野田问及过去，老人告诉他：“二战”期间，他先在中国经历了“上海事变”，以后又因太平洋战争被派到南方，在拉包尔迎来了战争结束……野田一下从这眼前山茶花到遥远的鸡冠花的意象跳跃里，感受到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的老人心灵深处的罪意识的表露。 　　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而有罪意识流露的，在日本的旧军人中，还有一些。 　　有直接间接血债达３２８人，被其逮捕、拷问者有近２０００人的“特高课”少尉土屋芳雄，在做足了吃枪子、上绞刑架的心理准备，惟祈愿自己的骨灰盒能回到故土，却也在１９５６年７月，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判，以免予起诉被释放，乘船回到了舞鹤港。 　　当他到达故乡的上山车站时，一心想悄悄回家的土屋，没想到大约有四五百人来迎接。一片交错飘扬的太阳旗和“祝归还”的旗帜，让他感到头晕目眩。市长的助手代表市长作了欢迎演说，学校的学生们也全体出动，加入了欢迎的行列，其情绪亢奋，如当初送他们出征时一样，只不过此批娃娃脸已不是那批娃娃脸了…… 　　土屋芳雄的答词只有一句：“作为关东军的宪兵，对中国人民做了坏事，对此衷心地反省。”台下马上就有一句话掷过来：“说什么呀，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回国后，土屋在农地改革后的农村重新成为百姓，并且在母亲开的食品店做帮手。上世纪５０年代，列岛到处是蓬勃的反战和平运动。即使在比较封闭的上山乡间，也成立了“上山市和平恳话会”。劳动之余，只要对方有求，无论是学校、妇女组织、工会、市民集会或讨论，不论晴雨远近，土屋都去参加。他的发言都有作证性质，既为当年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罪恶举证，又为自己当年在齐市几乎无人不知的恶名而自证。当人们纷纷在记忆中销赃灭迹，逃离现场，在现实中金盆洗手后为一双摇拂橄榄枝的御手时，土屋的言论显然破坏了游戏规则。对他发言的骚扰和抗议，总是十分激烈。１９８４年８月５日的《朝日新闻》以大篇幅介绍了他的手记《战犯的实录--半生的悔悟》之后，抗议文、骚扰信扑面而来，它们多来自于原是宪兵的旧军人。 　　“宪友会”是全国范围的原宪兵的民间团体。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０日，《东京宪友会会报一八三号》重点刊载了该会会长写的《驳斥宪友的某个出版物》，内称：“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了该氏巧妙地利用《朝日新闻》的反战反核宣传活动这种组织者的侧面，但结论是一切都无事实根据，充满谎言。”该期会报又发表一篇题为《面对悔悟记录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千叶县的一位原宪兵：“在当前全国宪友会同心协力把对原宪兵的正确评价传给后世的活动中，绝对不能允许一个鲁莽的宪友使宪友会的活动泡汤。” 　　土屋本人还收到了一篇约有四五千字的长文章《宪兵科同期生对反叛祖国的宪友的公开质问信》，文中同样不容分辩地指责他为“洗脑”、“日本共产党员”。这位当初在中国的土地上被称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国的土地上屡屡被警方监视、跟踪。 　　有土屋芳雄遭际的，比比皆是。 　　曾任华中派遣军第３９师团步兵２３２联队中队长的富永正三，回国后按要求写了履历书。附信里他写了“吃尽了战争的苦头，以后要在反战的和平中生活”的意思，不久便传出“富永的脑袋变得不正常了，得让他先冷静冷静”的话来，被求职部门长期拒之以门外。 　　原华北派遣军第５９师团机关枪中队队长，从１９４２年至战败时为止，一直指挥１５０名手下在山东境内进行“三光”扫荡行动的小岛隆男，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到了阔别１７年的祖国。他穿一身抚顺战犯管理所送的新制服，随身的日用品和零花钱也是中国方面所赠送，大约正为此，几乎一下船，他就被贴上了“被洗过脑的男人”、“赤色”、“被锤炼过的人”这一类标签。 　　他的家在东京神田，当地的民政官员和警察不断来访，但不是为着解决他的求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