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世界及人类社会试讲稿.pptVIP

第六章 两败俱伤的现代战 1950至1960年，由于DDT、BHC（六氯环已烷）、巴拉松等新研制且强力杀虫剂的出现，许多人认为，所有的害虫即将从地球上消失而终结了人虫大战。然而，没想到不久就遭遇到害虫们的猛烈反击。 也就是说，起初杀虫剂对害虫的防治非常有效，但后来杀虫效果逐渐降低，甚至出现浸在杀虫剂溶液中也能安然无恙的虫子。这种原本容易致死，但之后愈来愈不受杀虫剂毒性影响，仍能存活的新一代昆虫，称为抗药性昆虫或昆虫的抗药性品系。 第一节 害虫的绝地大反攻 一、抗药性害虫品系的产生 以DDT为例，从它的杀虫效果被证实后，自1941年至l 945年开始大规模地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生活环境中，对于防治跳蚤、虱子、苍蝇的猖獗，有极大的贡献。对农业害虫的防治效果更是出色，从而解决了战后的粮食问题。 发现DDT杀虫效果的穆勒于1948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同时，昆虫界也逐渐出现了对DDT有抗药性的害虫。所谓的抗药性是指本来可以杀死的害虫，愈来愈不易杀死，愈来愈顽强。经过情形如下：意大利从1944年起大规模施用DDT，到了1947年竞出现了不易被DDT杀死的蚊子和苍蝇，此后世界各地也陆续传出类似的消息。 根据1952年日本卫生部门的试验，若以DDT连续处理衣虱到第三代时，雄虱与雌虱各需最初药量的约70倍及五58倍，才会致死；试验结果甚至发现有的家蝇的抗药性上升百倍以上。另外一种家蚊，在实验室以DDT累代处理筛选时，竟得出致死药量10万倍的抗药性品系，这种品系的家蚊生活在DDT的原液中，就好像生活在自来水里一般，仍能正常活动。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农业害虫中。自DDT开始运用于农业害虫防治，短短25年间，即发现在100多种害虫身上，它的杀虫效果呈现降低的情况。当然，昆虫的抗药性，并非自DDT使用后才开始，目前最早的记录是1914年在美国加州，出现对石灰硫黄剂有抗药性的梨圆介壳虫(Comstockaspis perniciosa)。 不只是DDT，此后出现的BHC、巴拉松，甚至更晚开发出来的多种杀虫剂或昆虫生长调节剂(Insect Growth Regulator＝IGR)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施用后，也都出现程度不同的抗药性品系，它们的出现，迫使该杀虫剂必须停止使用。 尽管初期抗药性只增加数倍时，仍可继续施用该杀虫剂，但药量必须增加，这样做不仅提高防治成本，更对环境、生态系以及农产品的安全性带来极大的威胁，因此，最终还是打破了“施用化学杀虫剂可以解决一切害虫问题”的美梦。 为什么昆虫，尤其大都属于植食性昆虫的农业害虫，那么容易产生抗药性品系？在此仅从生态进化的立场略加说明。植食性昆虫与植物之间，自古延续着一场又一场激烈的化学战，植物为了保护自己，在身体中合成出一些有毒物质，让昆虫拒食； 但昆虫为了解决生计问题，逐渐在体内形成打破植物化学防御线的能力，也就是分解有毒物质，或者不让它进到体内的中枢部位发挥毒性。然而，正如我们的体力或技能因人而异，同种的一群昆虫中，对植物有毒物质的抗毒性也有明显的差异，抗毒能力强的昆虫，毕竟只是其中的少数。 DDT等有毒药剂施用后，多数抗毒能力较差的个体会死亡，只剩少数抗毒性较强的昆虫留下，此时也就是DDT被认为奏效的时期。由于多数个体抗毒性较弱而告死亡，存活下来的高抗毒性个体，雌、雄交尾后，反而可繁衍出比亲代抗毒性更强的后代。 此时族群中的竞争者又已不多，它们就在充裕的活动空间与生活资源中，得以顺利繁衍。到了DDT的下一次施用，再筛选出抗毒性更强的个体，如此反复地施药，最后竟然造就出对最初药量的几十倍、几百倍也不怕的无敌铁金钢。 总归一句，昆虫的抗毒性，原本是植食性昆虫为了对抗寄主植物的有毒物质而发展出来的，杀虫剂的施用又让它们的抗毒性更为强化而且表面化。那么，既然害虫可以发展出抗药性，在实验室中是否也可筛选出具有高度抗药性的天敌，这样即使在施用农药的环境中也能攻击害虫。 这构想虽然不错，但实际上却很难做到，因为害虫的天敌都属于肉食性，它们的食物—动物，少有含有毒物质的，造成它们天生抗毒能力不足，因此若以杀虫剂处理，还是很难筛选出足以抵抗抗药性品系的天敌。 客观的讲，抗药性品系的出现虽然打破了人类的杀虫美梦，但却也提醒人类滥用杀虫剂的后果，刺激我们去思考环境伦理的议题，并促使我们在人虫大战的战略战术上改弦易辙。 二、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