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鲁迅国民性之比较.doc

老舍与鲁迅国民性之比较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和鲁迅都同为“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索与批评的作家”。 就国民性问题，他们之间有契合和影响，但也存有差异之处。 老舍和鲁迅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出于对民族命运深情地关注，对祖国前途的渺茫忧虑重重，他们充满一种可贵的民族忧患意识，并以此来警醒国人。 二人在海外生活期间，对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中国的臣民间的差异有着切身的感受。鲁迅留学日本时，在“幻灯事件”中看到赏鉴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深感中国国民精神的麻木厚重，开始思考“国民性”课题。他意识到要振兴民族，“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愚弱”的国民）的精神”。 老舍经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洗礼后，在旅居英国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并积极探索“民族性”“国民性”的课题。在英国，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和全新的文化带来了全方位刺激，老舍怀着忧虑与希望重新打量以往他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文化的反观视域被打开”。 通过对比，他切身感受到国人精神上的落后，并决心以文学的方式来改变。从而使“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批判几乎贯串了他的全部作品”。 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对国民性问题十分注意的一位作家。青年时代的老舍，不仅受英国文学的熏陶，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五四”主将鲁迅的影响。早在30年代初，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就着重指出老舍小说中有“鲁迅的影响”。比如，从《猫城记》揭露、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就显然可以看出鲁迅的影响来。小说中这样写猫人观看大鹰（一位爱国英雄）的头的盛况：“看的人们并不批评与讨论，除了拥挤和互骂似乎别无作用。没有人问：这是谁？为什么死？没有。我只听见些，脸上的毛很长。眼睛闭上了。只有头，没身子，可惜！”这使人立刻联想到鲁迅的《药》和《示众》。 八十年代，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态度在创作中贯串（国民性改造）这一思想，并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的，却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宋永毅）。两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方面。鲁迅在寻求民族觉醒和解放的道路时，深深感到了民族性的弱点和劣点，他认为，“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 ；因此他决心“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样老舍也在作品中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民族的劣根性，对于群众的病态心理深入理解，感慨道“国民不像国民” ，“人民不是真正的人民” 。 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时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朱晓进和唐纪如在《鲁迅概论》中归纳为“瞒和骗”、“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做戏”和“讲体面”、“看客”式的无聊、卑怯和势利、因自利而不惜破坏公众利益乃至对断送国家民族也无动于衷、安于命运、安于现状的奴才心理。 “鲁迅开先气之风” ，“而老舍从自己的角度丰富和扩大了国民性这一主题的内涵，并且在一些幽默诗文中对国民性中的种种弊病进行了讥刺” 。 其中非常突出的是，两人都非常关心古国“老”民族的精神蜕变，意识到文化的停滞与老化将会窒息民族的生机，葬送民族的前途。鲁迅曾总结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衰落和灭亡的历史教训，反对因循守旧的笃古者，提倡“首先立人”，“呼唤精神界的战士”。他告诫国人如不奋起，必将步他们的后尘。老舍更是特别注意到民族精神的“老化”问题。在《二马》中他说：“民族要是老了，从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儿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是有这么四万万出窝儿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这里的“老”是指“由于封建礼教的禁锢，以及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化使人们变的麻木、愚昧无知，更养成了奴性”。 老舍“为铲除旧的恶习，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老文化和“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 作为爱国主义者，鲁迅和老舍“深知民族精神上的种种痼疾的严重危害，并把对于民族成员进行广泛的思想启蒙教育，作为创作的根本任务”。 早在上世纪初，鲁迅就做出了“善于改变精神（国民性）的是，我那时就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的判断。而老舍也将文艺作为“惋惜”、“规劝”与“爱” 的思想启蒙与人文关怀的主要载体。他们都以文艺为工具，鞭挞民族的劣根性，呼唤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不久都要闷死” 的沉睡者，快快奋起，但是其相关作品的风格和批评对象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思想型作家，这类作家有着哲学和历史的背景，思想尖锐超前，对现实有着自己一套想法，能够以思想为武器进行斗争。鲁迅是思想型作家的代表。而老舍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家——文化型作家，他用自己的一生表现人间世态，社会景象。 鲁迅以小说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武器，他在作品中对“在是非面前平正中庸态度的极端的厌恶，对国民性弊端毫不留情的猛刺，对青年精英的死感到的痛彻心扉” 大都通过一针见血的，特别正经的方式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