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情人》背后的形象学思考.docVIP

杜拉斯《情人》背后的形象学思考中心词：形象学、社会整体想象物、创造性想象、意识形态、乌托邦摘要：当代形象学强调对作家主体的研究，研究他是如何塑造“他者”形象的。杜拉斯是如何将她这一生最美好的爱情想象“创造性想象”地赋予这个支那人的。由于杜拉斯情感的日趋激烈，这个支那人在承载杜拉斯想象的过程中，完成了杜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由意识形态向乌托邦的转化。小说结尾这个中国男人打来的电话，超脱了小说整体的虚化性，却给小说乌托邦注上了真实的注脚。一：形象学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门类，它的研究对象是某国某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如“晚清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战后日本文学中的美国形象”。 ○1很显然，形象学研究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的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异国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2形象学经历了从传统形象学到当代形象学的演变过程。传统形象学重视研究形象的真实与否，即关注形象与“他者”的差距，当代形象学却更强调对作家主体的研究，研究他是如何塑造“他者”形象的。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科利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提出萨特似的“创造性想象”，即将现实中的异国降为次要地位，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主要不是被感知的，而是被作者创造或再创造出来的。这就将形象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形象的创造着---想象主体一方。○3想象主体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他们的思想必然受到其所属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即是说在他们被其自身所属的文化烙上强烈的特征时所进行的对另一个文化的审视必然带有其“社会整体想象物”的浓厚印记。所以，作家成其为重要的媒介。法国学者认为，社会整体想象物并不是统一的，它有认同作用和颠覆作用这两种力，存在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我们说某一作家笔下的异族形象是意识形态的，意思是指作者在依据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表现异国，对异国文明持贬斥否定态度。当作者依据具有离心力的话语表现异国，向意识形态所竭力支持的本国社会秩序质疑并将其颠覆时，这样的异国形象叫乌托邦。其实对于大多数作家，认同和颠覆作用都是相对的，很难截然分开。（《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作者：刘洪涛）二：介绍杜拉斯和《情人》杜拉斯18岁离开出生地越南，奔赴巴黎读书。念的是法学、数学与政治学，但不久却迷恋上了文学。稍后就走上终生从事职业写作的道路。杜拉斯在写作《情人》这部自传体性质的爱情小说时，已是七十高龄。《情人》成为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世界十大杰作之一，西方百部经典著作之一，１９８４年获龚古尔文学奖。作者通过浓浓的自传色彩了叙述那段不堪回首的、不同凡响的爱情经历。小说以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法国少女，在渡江时与一个中国富家少爷邂逅开始，沿着这条叙述线索，渲染出一幕疯狂而绝望的爱情悲剧。在这部小说中蕴藏了杜拉斯无限的生命激情。读者在她记忆的引导下，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遥远的艺术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领略异国风情，承受生命的沉重。三：《情人》的具体写作年代，中法文学交流的大致情况从中法文学交流史的历史语境中看，在法国文学中表现出来的18世纪理想中国形象的鼎盛期以及19世纪以来理想形象的大幅度消解，世纪之交的中国形象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参阅《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主编：曹顺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由17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的先驱译作所引发，再由18世纪启蒙作家伏尔泰等推波助澜所开启的中法文学的首次对话，是东西方文学隔世纪的对话，表现了法国文学接纳外来文学的主动姿态和开放气度。18世纪是法国仰慕中国的世纪，是文学的异国情调，是一个带异国情调的小说和哲理性异国情调作品兴起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是伏尔泰。18世纪的“中国文化热”推动了19世纪法国汉学的发展，而作为西方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法国汉学以独立的学科登上学术舞台，无疑为中法文学的直面交融提供更多可能。虽然19世纪并没有产生象伏尔泰那样研究和描写中国的天才，但是中国仍然是这一时代作家所关注的主题，中国题材、中国风物的对法国文学依然保持着某种魅力，在这一时期不同流派那里得到不同程度的回响，如巴尔扎克的中国专论、注重异国情调的福楼拜在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中多次提到中国风物。20世纪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接触日趋频繁与密切。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动荡、巨变的时代，是中国民族饱经屈辱的时代，也是中国人开始面向世界，开始觉醒的年代。对中国这一历史的转变，不少20世纪法国作家如罗曼?罗兰、圣琼?佩斯等都敏锐地感受到了并做过热情地预测和期待。但毕竟他们缺乏真实的感受，不可能对此作出真正积极地反映。他们笔下的中国大多具有神秘意味和英雄色彩，与实际的中国相距甚远。如克洛岱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