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理论课件.PPT

第三，一种生产要素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会上升，因为小企业的其他优势大于大企业。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企业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地扩大。企业的规模就是由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的。可以推论，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在下列情况下将趋于扩大： a．组织成本愈少，随着被组织的交易增多，成本上升得愈慢； b．企业家犯错误的可能性愈小，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多，失误增加得愈少。 c．企业规模愈大，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下降得愈大，（或上升得愈小）。 借助于交易费用的思想，科斯还讨论了企业的联合和一体化问题。在他看来，联合是指先前由两个或更多的企业组织的交易现在由一个企业家组织；一体化则是指先前由企业家之间在市场上完成的交易被组织起来。他认为企业可以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或同时以这两种方式扩张。 这样，科斯通过交易费用揭示了企业的本质，划定了企业和市场的边界，说明了企业的规模，从而奠定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 在科斯以后，其他一些学者在科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的规模问题，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强调了企业管理费用在决定企业规模中的重要性。例如，威廉姆森（1985）提出了“威廉姆森之谜”：“小企业联合起来能办到的事情，一家大企业为什么就做不到，也不能做得更多？”换言之，企业通过合并而使规模变大为什么在很多时候不可行？他的答案是，将一个交易从市场转到企业内部，通常会损害激励机制。原因在于，市场所提供的强激励机制是不可能被企业复制而又不带来很大费用的，即使在企业采用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仍然要考虑所存在的额外费用。这就限制了企业的合并或一体化，也就限制了企业的规模无限地变大。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则将企业规模与产权安排联系起来。他们认为，限制企业规模的因素与剩余索取权相关。 经验表明，如果一个企业是通过大量次级单位建立起来的大企业，由于递增的费用和无效率，交易费用和协调问题将会对企业的规模产生限制。同时如果合并后的企业按照合并前的方式经营和管理次级单位，避免合并带来的费用，将会出现不同的问题。这样看来，交易费用和协调问题是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 克瑞普斯（1990）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可能会增加效率，但也可能会增加合约所要考虑到的偶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问题可能产生。参与人可能很难在事后决定合约是否合适。或者同时合约可能运用于并不适宜的偶然性。因此，“问题很简单：从所要涉及的偶然性的类型来看，较大规模的合约类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处理。当事人可以广泛地采用委托人/合约，但是这时可能会增加因如何处理某个偶然性而生产的模糊性。模糊性的增加不利于信誉的维持。 或者，人们（在一个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可以保持同样非常明确的聚点委托人/隐性合约/公司文化。但是随着偶然性的范围和类型增加，适用于偶然性的委托人/合约/文化将会越来越为适宜了。在某一点上，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收益可能不足于弥补所产生的无效率，这样就可以在组织之间找到区分的自然界限。” 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1990）认为，企业是一个基于权威的官僚组织，其“影响成本” 的存在导致了无效率，因而企业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变大。 概言之，科斯以后的学者都根据企业这种组织所产生的费用来解释企业的规模，这可以看成是科斯观点的拓展或自然延伸。 值得一提的是，张五常教授也分析了企业的规模问题，但他的结论在新制度经济学中非常独特，他认为企业的规模是不能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张五常曾向科斯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苹果种植园主和养蜂人签定合约，让蜜蜂为苹果树授粉（这种情况就是他在华盛顿州苹果种植区实际看到的情况），那么是一个企业还是两个企业？科斯没有回答。 张五常认为，苹果种植园主和养蜜人签订的可能是一份蜜蜂租赁合约、工资合约、苹果收成的分成合约，或这些合约的某种组合，以及其他一些安排。在每一种情况下，养蜂人都得到他的劳务报酬，而他从苹果种植园主得到的指令随着合约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这里到底是一个企业还是两个企业？各地的税法不同，工商业登记制度不同，答案也就不同。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如果养蜂人按工资合约接受雇佣，则只有一个企业；如果养蜂人出租蜜蜂，则有两个企业。问题是，如果从合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则企业是什么，企业有多少，以及企业有多大，就不清楚了。 在前面铺地板的例子中，从建筑承包商到工人之间有三个层次的承包合约，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企业还是四个企业？根据香港法律，所有各方都要纳税，除了工人以外都要持有营业执照。但经济学家也可能认为由于他们是通过合约被纵向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在转移定价条件下，只存在一个企业。 另一个例子是，一家大百货商店只有一个名称，而实际上由许多独立的经销商组成，他们每个人向一个中心管理者交纳租金，并按照统一规定的时间和商品种类经营，这里似乎是一个企业。但在许多购物中心采取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