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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牍主义批判 襄阳市纪委程元银 不深入基层，不接触群众，不了解实情，只坐在办公室里靠文件、表格的运转来推动工作，这种现象被称为文牍主义。如今，随便走进哪个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那些公文、材料、统计报表等，都是一大摞一大捆，几箱子几柜子的，特别是办公桌上，几乎是堆积如山。这“文山”一词便由此而来。文牍主义的特点是“一多二长三虚四繁五乱”。 一、文件种类多 党政机关的公文种类有多少，只怕难以准确统计。归其大类，有红头文件、工作简报、信息摘要、内部参考、工作总结、领导讲话、规章制度、调查报告、经验材料、各种报表等等。仅工作总结，就有每周大事、每月小结、季度小结、半年总结、年终总结等，还有临时的或单项工作总结，以及个人总结和集体总结的区别。在不少单位的工作总结中，都把公文制作当成重要成绩，统计一段时间内发了多少文件、讲话、材料、表格、规章制度……有几万几十万字的伟大成绩，并且应该得多少分，等等。 1、事事发文，层层发文 不少党政机关是靠文件的运行来开展工作的。一是大事小事都发文。有个单位住在一个小院里，下辖两个党支部，在进行某项重要工作时，竟也下发一份文件，要求各支部如何如何。二是层层发文。有所谓“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文件形式，搞层层转发。中央最初是两张纸，到了省里变成了3张，再到了市里县里，就会是4张、5张了。三是重复发文。电视台放了，电台播了，又上了报纸，因特网上也有了，还要印成文件印成书。四是交叉发文。同一序列的各部门之间，对同一内容的公务各自发文，甲对乙乙对丙丙再对甲，如此循环，只是所占的角度有所不同。 有些人对公文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制发公文是一种“权力”，是“派头”，是“身份”，谁能制发文件就说明谁的权力大身价高。由是公文向下延伸发展，制作公文的场所越来越多，几十人的工厂，几个人的部门，也制发红头文件。于是，在文件编号中出现了“间发字”（车间文件），“科发字”、“股发字”一类的新“品种”。 还有的以为多写报告多发指示，可以体现“政治敏感”，才气横溢，而被提拔重用。有的上级也认为这样的下级是紧跟照办，能力很强，应予奖掖。 2、红头文件多 红头文件其实又有很多种类。有编上号码的《通知》、《决定》、《意见》、《工作方案》等，还有随时编发的《通报》、便函……某地一市直部门（正县级）2011年时有各种编上顺序号的文件7种，如×发、×文、×办发、×办文、×党发、×干发及×工发。其中“党”指的是机关党委，“干”专指人事任免，“工”指的是机关工会。该机关当年共制发文件129个，平均不到3天就有一个红头文件问世。某单位在2007年年底，一次就收到主题相同、内容相近的文件8份，共计50多页，2.6万多字，相当于一部中篇小说。 3、工作简报多 工作简报的形式可真是八仙过海，名目繁多。有“××会议简报”、“××教育简报”；也有“××情况”、“××资料”、“××信息”、“××通讯”、“××动态”、“××工作”；还有“内部参考”、“领导参阅”、“会议决定事项”、“院刊”、“厂况厂貌”、“工商简讯”、“蔬菜行情”、“校纪与校风”、“音像管理”等等。凡有机构，必有简报下发。局有局报，院有院刊，馆有馆况，厂有厂貌，处有处情。一些厅局级部门差不多都编有5种以上简报，某市地税局2009年共下发简报82期。使得基层单位的文秘人员整天忙于收发简报，应接不暇。简报一多，必然内容重复、雷同。2007年，某市某单位收到了市爱卫会“爱国卫生运动简报”编发的一期题为《灭鼠除害运动已在全市城乡展开》的简报，几天后这个单位又收到了一份由市卫生局“卫生工作情况”编发的一期题为《人人动手、消灭鼠害》的简报。两期简报的内容，大同小异。华北某省宣传部有个内部《情况反映》，每年都编发100期以上，发行六七千份，2008年竟出了120期，平均3天一期。2009年初，有位省委书记粗略统计，他每天收到的各种简报约五六十份，其中2/3以上是没有实际内容的废话、空话。 4、统计报表多 大量的毫无意义的统计报表，如日报、周报、旬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等等，让人难以招架。为了应付，下面就编造数字，捏造事实。山西的《太原晚报》2004年有过一篇报道：太原市第一商业局要在本系统内评选模范工作者，让下面填报有关表格。其中南郊区商业贸易总公司有两张表是这样填写的：“王刚，男，25岁，党员，1991年1月参加工作”；另一份是“李辉，男，58岁，党员，1970年中专毕业，同年参加工作”。主要事迹全是溢美之词。但从表格上推算，王刚12岁就参加了工作；而1970年正是“文革”期间，李辉能从哪所中专毕业呢？再分析这两个人的名字及其年龄，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捏造的。 5、公文变废纸 公文多了，人们看不过来，或者公文质量低劣，人们不愿看，这公文就成了废纸一堆。“生产”文件的部门为了显示自身的功能，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