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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之谜_第三产业 论文导读:：我国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依赖于该部门相对滞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其较低的产出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服务业人均工资的相对提高不利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扩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程度的加深和产业间工资差异进一步扩大，不利于服务业就业吸纳方式转型和健康增长。服务业就业的可持续增长要求增加服务业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同时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打破服务业就业增长依赖双低水平陷阱的状态；另外，还需要通过开放服务业垄断经营领域降低相对工资水平，防止成本病对服务业就业的负面作用。 论文关键词：服务业，第三产业，非均衡增长模型产业就业结构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业矛盾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和失业人口，数以亿计的需要向非农领域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每年持续新增的高校毕业生，不断考验着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以保增长、调结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一方面维持经济总量的增长，保证就业水平的稳定，另一方面将产业结构转型作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着力发挥服务业在就业中的作用。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就业促进政策进一步强调了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①]，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拓展农民工、下岗职工和城镇新增劳动力等特殊群体的就业渠道上，更需要在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期的劳动力需求中发挥全面的支柱性作用。 然而，回顾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历程，其实际就业容量以及未来的提升空间并不令人乐观。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倾向的产业政策使得工业部门资本密集度较高，就业吸纳能力提早进入饱和期；而服务业则由于不受重视，就业增长受到抑制（胡鞍钢等，2002）。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服务业在就业增长方面的作用得以发挥，但其劳动生产率一直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不断下降，就业比重增长率从1995年之前的年均4.5％减缓到之后的年均2.0％[②]（图1）；而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则相对工业部门不断攀升，从1995年开始两者之比以年均超过5％的速度增长，使得服务业产品的相对成本和市场价格提高，不利于服务业的产品需求及劳动力派生需求的扩张。 中国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为何下降，哪些力量阻碍了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发挥？服务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之间是否具有内在联系？如何才能消除制约服务业就业扩张的因素？这些问题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回顾与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研究相关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和省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阐明结论并总结其政策含义。 二、非均衡增长理论综述 （一）理论研究 产业就业结构变迁规律研究表明，服务业在就业份额和产值比重两方面对一国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转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Chenery，1973；李江帆，2004）。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几乎伴随着工业部门扩张的全过程，其吸纳就业的优势尤其体现在工业部门就业增长的减缓和收缩期（Herbert and Michael，1989）。影响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因素也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从资本深化角度进行的研究认为，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该部门资本相对劳动的替代性较低，与此相反，工业部门的就业则易受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因而无法在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的增长率（Champernowne，1958；姚战琪和夏杰长，2005）；从服务业自身特征出发进行的研究则关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服务业产品需求变动等因素的作用（Baumol，1967；Fuchs，1968；程大中，2004），其中以Baumol（1967）的非均衡增长理论为代表论文怎么写。虽然上述两种研究范式有一定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最终影响了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资本、技术论从另一层面剖析了非均衡理论有关劳动生产率和服务业就业的研究。 非均衡增长理论（unbalanced growth model）的非均衡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不同的部门在成本、产出、就业吸纳能力以及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表现。非均衡增长理论的基于一个只有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两部门模型，假定经济系统包含一个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零的停滞部门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的进步部门，停滞部门的产出单位劳动成本即将随时间无限制上升，而进步部门则保持不变；在停滞部门的需求弹性不高的情况下，该部门的产出随时间推移将趋于零；随时间推移，停滞部门将吸纳所有的劳动力，而进步部门就业将趋于零；相对于劳动增长而言，产出增长率将趋于相对下降（Baumol，1967）。 Worcester（1968）将Baumol（1967）的理论概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