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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与“恶魔化” 国际舆论指种族/民族、国家、国际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公共空间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所形成的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国际舆论一般表现为一种来自国际间的外交压力，即通过对某个或者某些国际舆论话题的对象国的国家信用和国家形象、国际环境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其国家利益。南海仲裁案的发生过程表明美国、日本在主导国际舆论，设置舆论话题和操控舆论的能力。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前编辑乌尔夫科特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透露，欧洲许多记者曾被迫为英美等情报机构发表文章，以达到这些国家刻意引导舆论的目的。 话语权力 话语权力与霸权 1970年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演讲）提出了话语权力（discourse power），该观念意为“话语即权力”。“话语是真实、知识和权力的集中表现，是生活主体和对象能够相互交融的地方，”话语是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制约、役使、支配的力量。 福柯区分了3种话语限制机制：外部排斥系统通过禁律、区别和歧视、真理和谬误之分排斥手段限制话语的力量；内部程序通过评论原则、话语冲淡（rarefaction）原则即作者原则、学科的组织与评论原则来限制话语中的偶然因素并降低话语的不可预测性；话语应用条件限制系统通过话语礼仪规范、话语社团、信条原则和社会性占有来“决定话语的应用条件，对话语持有者给予一定的规范，这样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使用话语了”。 此外，教育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医疗制度等也构成了（至少是在它们的某些方面）一种控制话语的制度。权力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依赖制度支持和配给的、优先享有社会性占有的“威权”话语。 3 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 小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 Jr.）《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软实力》、《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1990）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亨廷顿认为，“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 ☆讨论话题☆ 文化是一个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强调文化的力量，既能丰富人民的社会生活，也能创造不同于科技、经济等的新的发展动力。喻国明认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中国需要树立“文化软实力是重要国力”的观念，详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和文化发展政策，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其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第5节 东方与西方：竞争、冲突与融合 大国关系与中国的“文化复兴” “中国威胁论” 中国模式的挑战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发展中国家（除开日本）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亚洲人们主导亚洲的事务是正在形成的国际共识，亚洲人们应该更聚焦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西亚的动荡和安全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出来的恶果，值得国际社会深刻反思；避免文明冲突，促进民族间的理解，共同发展，是亚洲和世界的共同责任。 东方（中国、印度、伊朗、伊拉克等）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明和发展历史，被西方殖民的惨痛历史揭示东方唯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和平。东方与西方的文明应该是一种自由、开放的竞争关系，必须基于宽容的接纳对方的竞争前提。西方所谓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普世主义只是在话语霸权掩盖下的极端自私的国家利益。 大国关系与中国的“文化复兴” 1991年苏联解体与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改变了世界关系的格局，中国崛起或者“中国复兴”，成为国际关系中最显著的事实。方汉文认为，19世纪以来，现代文化复兴主要包括拉美文化复兴、犹太文化复兴、伊斯兰文化复兴与儒学复兴，它们超越了单一国家与民族的界限。由于国际间的相互依赖，以及维持国家间的相对利益和权力平衡的需要，单极化的国家霸权显然不利于国际的稳定秩序与国际安全。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途径。 “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是指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