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寓·语境化·规范性——综论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李会玲.doc

讽寓·语境化·规范性 ——综论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 李会玲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欧美《诗经》阐释学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怎样认识《毛诗序》及其影响下的儒家注释，其核心观点流行于欧美汉学界并影响中国学界。本文着力梳理欧美汉学家在阐释学视域中对中国传统《诗经》释经学的认识与定义的过程；并分析这些认识对《诗经》学带来的新变革，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 欧美汉学界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的认识与再认识 最先遭遇中国《诗经》阐释问题的是翻译家。理雅各、高本汉等译者受宋代“废序”派的影响，对《毛诗序》及中国传统《诗经》注解持反感态度。翟理斯(Herbert Gilles)在《中国文学史》中开始引导人们朝“讽寓”的方向来定义《诗经》的汉唐注疏。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古代中国的节庆和歌谣》中将之正式定义为“讽喻式阐释”和象征主义。于是，“讽寓”一词就成为欧美汉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内最流行的对中国传统《诗经》释经学的定义，直到余宝琳提出异议。 余宝琳在《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中认为把三百篇统统看作是讽寓之作(allegory)是不准确的，把中国传统的《诗经》笺、注看作是“讽寓解说”(allegoresis)也不确切。她主张用另一术语“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来代替“讽寓”。她说中国传统《诗经》注释只能说是一种置本文于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的“语境化”的解读方式。 余氏此论引发强烈回响。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也是对余宝琳的回应之作。他从“讽寓”术语的多面性出发，指出《诗经》与其汉唐注疏之间的关系符合西方文学范畴中“讽寓”的定义。重新肯定中国传统《诗经》注解的“讽寓”性特征，并不是苏源熙的主要目的。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诗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言此及彼”的“讽寓”性的解读方式？这样解读目的以及它们的社会作用分别是什么？他认为注释者为着完成教化使命有意识地通过《诗经》注释、解读使诗歌成为社会伦理的规范。这样，他又给中国传统《诗经》释经学起了一个新名字——规范性阅读。 从“讽寓”到“语境化”，再到“规范性”，可以看到欧美汉学界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定性、命名到争论，到重新定义的步步深入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诗经》连同它的传统注解经历了一场异质文化、文学视角的审视与再审视。这场审视给《诗经》研究带来什么呢？ 二、 西学话语中《诗经》阐释学研究的新视野 “讽寓”、“语境化”、“规范性”都是西方阐释学中的常见术语。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力求在西学话语体系中认识、把握中国传统《诗经》注解的性质及其背后的文化及社会意义。这一做法给中国传统的《诗经》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打开了新的视界，并产生了许多具有变革意义的《诗经》学研究成果。 首先，汉学家通过“讽寓”等概念，把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纳入到世界学术之林，使中国《诗经》及其释经学借助西学话语参与到世界文学、学术的对话与比较研究中去。 其次，通过对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史的反思，欧美汉学家开拓了《诗经》阐释学研究的新领域。《诗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研究史中，作为经典不断地被重新阅读与理解。其间，人们积累了丰富的阐释经验和一大堆有关《诗经》学史的批评性反思意见。可是，中国两千多年的《诗经》释经史中并没有发展出如西方学术中《圣经》阐释学那样的《诗经》阐释学。相反，从宋代起对《毛诗序》的强烈反感情绪就一直笼罩着中国《诗经》学界。直到近代，欧美汉学家用西方阐释学中的“讽寓”概念来定义《诗经》的汉唐注疏，人们才开始重新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注解“言此及彼”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原因。于是，中国《诗经》阐释学就在西学话语体系中建构起来。 再次，欧美汉学家《诗经》阐释学研究中理性化的分析态度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解决了许多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被搁置的问题。宋代以来，中国学者就一直在《毛诗序》是否真实地传达了《诗经》的原意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却很少分析作者意图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而范佐伦、苏源熙等在西方阐释学视角中，从阐释者自身在历史文化中的性格出发，创造性地把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将《毛诗序》从它与《诗经》原意的纠结关系中剥离开来，渐渐接近对《毛诗序》本质的认识了。 最后，欧美汉学家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结论已经成为当今中西《诗经》学术的共享性成果。例如：葛兰言用社会学、民俗学视角和理论研究《诗经》的起源和原始意义，这一方法经过日本学者白川静和中国学者叶舒宪等发扬光大，如今已经发展成蔚为大观的《诗经》研究的分支——《诗经》人类文化学研究。 中国《诗经》学中，人们主要解决的是《诗经》“是什么”的问题；从西学话语体系中兴起的《诗经》阐释学在反思中国传统《诗经》学的过程中，更多解决的是中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