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doc

PAGE 4 - 浅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 —对“胡伏松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的思考 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 郑玉玲律师 2007年11月6日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的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将刑法典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修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仅就此单罪而言，2008年11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该罪的刑事立法。但随之也出现了诸多的法律问题，本文拟从笔者曾代理过的一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案件对该罪的 一、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本罪构成要件的分析 虽然现行刑法对该罪作了规定，并且相关的附属刑法及单行刑法都对此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具体认定，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在此，笔者从该罪的构成特征入手，对该罪作一个较为细致的分析，以期更好地运用于办案实务中。 （一）主体 如何界定本罪的主体对于正确的定罪量刑，严格区别罪与非罪，重刑严惩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 《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第八条分别对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作出修正，将原条文规定的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该罪的主体包括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里所指的公司、企业是否包括国有公司、企业，笔者认为，应当是包括的，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实践受贿行为的，以受贿罪论处，而在国有公司、企业中非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从事受贿的，应当以本罪论处。这里所指的“工作人员”并不限于是公司、企业的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人员，只需要其在单位具有一定的职权或权力，能够借此从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即可。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结合《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本罪的主体还包括非国有银行、金融机构的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本罪的主体中“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中的“其他单位”如何界定，是否所有的单位都可以是“其他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此亦有了明确的规定：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因为他们不是公务员，如果按照原来的条文难以完全包含进去。但本罪的主体一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2、本罪主体与受贿罪的联系与区别 笔者认为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只有四类人员，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实务中，这两个罪名是绝不允许混淆的。因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刑罚惩处，较非国家工作人员同类性质的犯罪如，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要严厉得多。 以胡伏松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为例，在本案中，公诉机关以胡伏松在担任林州市农村信用联社副主任、主任、理事长兼党总支书记等职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为由，指控其犯有受贿罪，向人民法院要求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考察胡伏松的行为，必须和胡伏松的主体身份联系起来： （1）被告人胡伏松所在的林州市农村信用联社，其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告人胡伏松是该企业的工作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也不是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不是受贿罪犯罪主体中的第一、二类人员，其行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2）被告人胡伏松是否属于“其他依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