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乐：香港回归设计上地错误.doc

实用文案 文案大全 吕大乐：香港回归设计上的错误 　　 　　这也就是说，很多香港人仍然不自觉地拥抱着“不变”。他们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满，提出了不少批评，但议论的方向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表面看来是尖锐、激烈，但实质上却还是未敢于面对未来，或更积极的建构将来。 　　 　　一 　　 　　说起来这或者会令人觉得很奇怪，但事实却是如此：到了现在，香港脱离殖民统治和重新成为中国一部分的第十四个年头，香港人——由政府高层到一般市民——依然未有认真做好准备，在不同领域及方面去面对回归、“一国两制”及它们所带来的挑战。 　　必须在此说明并且强调，我所指的状况并非一般亲北京人士口中所谓的“民心尚未回归”(即港人依然依恋英国殖民统治，抗拒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眼 中，1997年后香港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基本上都是香港市民在心理上还未调整过来的结果。这种论调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对港人的价值、取向与心情缺乏深入了 解，以至对问题的性质没法好好把握；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这种理解不单不能帮助他们更全面的认识香港在整个回归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且在某个意义上， 这只会将问题都推到港人的主观因素之上，回避了思考香港的政治过渡所存在的各种深层矛盾。明显地，这对于更准确的认识问题所在，并且作出适当的响应，帮助 不大。 　　本文拟检视当年在设计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及制订基本法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并指出它们对1997年以后香港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如前面所说，在 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香港社会并未很有系统及深入地反思那些问题，以至回归多年以来，一直感到一种难以表白的局促与焦虑，未能释放出新的活力。受困于此的香 港社会，经常在既定的框框里碰碰撞撞，无法找到新的定位与方向，更难言有所超越。本文旨在抛出一个反思的议程，希望对于香港社会要摆脱这种状态有一点帮 助。而对香港以外的读者而言，这或者可以有助于吸收有关的经验和教训，以免犯下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二 　　 　　说起九七回归这个话题，千头万绪。自1997年至今，转眼已经十多个年头。理论上，香港人总该早已发展出一点点事后的智慧，总结一下当中的一些经 验。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又并非如此。问题陆续浮现，可是却少有人真真正正发掘一下矛盾所在之处。而表现不济的特区政府很容易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公众议 论的焦点、各方攻击的对象。如此这般，你一言，我一语，词锋尖锐，火花处处；坊间并不缺乏批评、讨论，但就是没有认真总结。把问题都推到政府无能、政治领 导力有未逮，说来容易，或可满足一时之间的情绪发泄，但这通常未能对准问题的焦点，无助于寻求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办法。在香港，总结经验之所以如此困难，我 相信是跟一些思考上的障碍有关。 　　这个问题可分两个层次来讨论。首先，是关于整体上一国两制的构思。第二，是由于缺乏一种前瞻的视野，到落实一国两制之时，于操作上逐渐产生各种矛盾。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往往由于政治敏感——难道有意挑战邓小平的创见及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政策？——政治体制中人基本上从来不敢将现实中的香港社会问 题，联系到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的框架上所存在的矛盾与不足。至于体制以外的反对派，则大多将注意集中在政治的方面，尤其是围绕着高度自治与北京有无干预香港 事务的话题，而少有研究操作层面上的种种问题。但这种对所谓操作层面问题的忽视，其实有着深远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对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城市，并无具 体的对策，同时亦没有为这处地方和这个社会构思出一个将来、一个方向。 　　我认为要了解目前香港社会的根本问题所在，必须回到当初处理香港前途问题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在1980年代初，当香港面对中英双方就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之时，基于对中共及 社会主义的恐惧，社会上的主流意见(无论是否认同香港乃中国的一部分)是要保持现状不变。在这样的大前提底下，结果是我们给香港社会制订了一份治港蓝图， 完全不能应付日后因去殖民地而产生的政治转变，及宏观的全球与区域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冲击。用“我们”(意思是香港人作为一个集体)一词，并非想为当时一些 体制内的保守派及其思想掩饰。当然，1997年前曾有资产阶级出卖了香港之说，当中不无道理。但若我们因此而以为当年很多想法，只因既得利益的取向保守和 抗拒转变，以至整个九七过渡的安排追求不变，则肯定是将问题简单化了。本文之所以强调“我们”，乃因为在1980年代的香港，社会各界(不要忘记，当时连 亲中人士也大量移民)均不想改变现状。那种争取保持现状的强烈要求，成为求变的重大阻力。当时有的人怕共产党， 有的人怕改变长年殖民管治下的利益分配及其相关的制度，有的人认为要防止所谓“社会福利派”坐大，有的人反对民主化，亦有不少人想过延续英殖管治；总之， 各种恐惧、忧虑皆有。“不变”成为当时最多人的共同意见。出现一份保守的治港蓝图，恐怕是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