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图景中的制度——由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谈起.docVIP

PAGE PAGE 2 传播图景中的制度 ——由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谈起 徐桂权 内容提要：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在英尼斯媒介理论中制度层面的论述是单向和不充分的，需要给予补充。第二部分对审视传播媒介与制度系统关系的各种理论视角做了归纳和解释。第三部分提出传播现象的制度分析框架，并以舆论的形成为例进行了分析。文章表达了作者对传播制度的关注，认为这对于传播媒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并通过制度分析的思路提供了一种可以“去魅”的解释。 关键词：英尼斯，传播，媒介，制度。 媒介是什么？这是传播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却不是一个能让人轻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媒介的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它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和载体，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要求人们从多种视角各个层面来认识媒介的属性和特点。另一方面，系统科学的研究表明，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复杂性与精确性是难以兼容的。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只选取了一种可能的视角——制度分析的视角进行探索，意在为真实世界的操作实践提供一种学理上的支持。 一．缘起——“帝国与传播”：不对称的双螺旋 “帝国与传播”，这是加拿大传播学派开山祖师哈罗德·英尼斯[1]一部著作的名字。何谓帝国？何谓传播？英尼斯自己并没有下定义。译者何道宽解释道：“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2]在英尼斯看来，传播媒介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帝国也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帝国和倚重空间的帝国，即宗教帝国和政治帝国。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羊皮纸、黏土和石头，性质耐久，有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电报和广播，质地轻便，有利于政治帝国的空间扩张和远距离控制，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在媒介与帝国的关系中发挥着桥梁的作用。英尼斯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在传播媒介和帝国组织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间保持平衡，他理想中的帝国是希腊帝国，因为希腊的口头传统比较好地解决了时空的偏向问题，而印刷时代西方文明过于倚重空间和书面传统的状况令他感到惋惜和担忧。 下面让我们从加拿大学派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英尼斯的思想。英尼斯他心目中的传播实质上有两个意思，一是时空的偏向性，二是媒介形态的演化，前者是他的理论基础，因而论述比较详细，后者并非他的主要观点，却是一条贯穿整套理论的线索。麦克卢汉接受并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提出了“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新概念。麦克卢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身上的感官知觉，这就是著名的“媒介即人体的延伸”的观点。在媒介形态演化方面，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这被誉为他的天鹅绝唱。加拿大学派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在媒介形态演化理论上做出了新的贡献，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按照莱文森的思路，不但麦克卢汉可以发展为“数字麦克卢汉”，而且英尼斯也可以发展为“数字英尼斯”：数字时代的网络媒体在空间偏向上不但能把“地球村”完全连为一体，而且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赛博空间”；而在时间偏向方面，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由此来看，加拿大学派对媒介技术确有深入的研究，英尼斯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传播学媒介分析的先驱。 在英尼斯的理论中，帝国的演化和媒介形态演化构成了一对相互缠绕的双螺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然而在他的论述中这对双螺旋却是不对称的。虽然英尼斯也提及帝国组织和社会制度对媒介和传播的影响，但这与连篇累牍的关于媒介技术对帝国秩序的影响的论述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这也难怪他的理论会被人误解为“媒介决定论”。在麦克卢汉和莱文森的理论中，我们也只能看到媒介形态演化的螺旋在伸展，而帝国的演化和社会环境对媒介的作用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他们关注的是另一个宏大主题：文明或文化。何道宽认为“媒介即文化”是麦克卢汉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3]，其实这个命题也可看作是加拿大学派的共同思想：他们都十分注重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认为媒介是文明的精髓，媒介史即是文明史，并以媒介作文明分期 。然而即便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英尼斯主要论述了媒介对社会文化的作用，他的思维依然是单向的。如果因此就给英尼斯戴上“媒介决定论”的帽子也未免太轻率了，也许英尼斯根本没想过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媒介理论大厦，而只对其中一方面感兴趣而已。从某种程度上看，“媒介决定论”甚至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4] 但是二者间还是有些差别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