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主义与河北藩镇.docVIP

PAGE PAGE 1 地域主义与河北藩镇 　　藩镇割据是唐代后期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仅据中国知网统计，发表于各种期刊的以“藩镇”为题的论文及硕博论文不下百余篇，其中有关“藩镇割据”的论文就有四十篇左右，并且多为新世纪以来之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近年以来的藩镇割据研究呈现出不断扩大和深入的趋势。然而，有关藩镇割据的专门性论著，尚仅见张国刚先生《唐代藩镇研究》一部，综合性研究成果数量无疑是相对极少的。河北藩镇以其割据时间之长、影响之烈而成为唐代割据藩镇的典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冯金忠副研究员的《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下简称冯著）在对不少已有研究成果推陈出新的同时，又发掘出河北藩镇研究本应注意但前人并未注意的问题，这在河北藩镇的割据思想之源、河北藩镇的政治制度建置及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关系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每一桩历史事件都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思想的产物；所以，不通过人的思想就无由加以理解或说明。”“只有了解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历史。”[1]若不考虑经济与思想的关系及经济与思想在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柯林武德的这一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经济与思想影响历史，思想本是经济环境的产物，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对历史的影响，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无悖谬。在唐代河北藩镇割据这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背后，同样隐含一个河北地域特殊的地域性的割据思想之源。 　　张国刚先生在其《唐代藩镇研究》中认为：“河朔型藩镇只有在政治上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才能实现拥重兵瓜分王赋不上供的经济利益。”[2]这是对河北藩镇割据思想的开拓性探索。冯著认为，河北藩镇虽有强大的实力，“为方镇跋扈之最者，几次同唐廷兵戎相见，甚至使唐廷命悬一线，不绝如缕”，但在镇压唐末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河北藩镇的影响力却大为下降，甚至沦为朱温、李克用的附庸并为其所灭，其原因则在于以求得节度使的世袭、以土地传子孙为核心的“河朔故事”这一河北藩镇中的严重的地域主义，消弭了河北藩镇的斗志，使其缺乏向外扩张的野心和干预朝政的欲望，并成为最终灭亡的历史文化根源[3]。 　　冯著如是之论，无疑揭示了河北藩镇割据经济思想根源之外的政治思想渊源，揭示了这种思想根源对河北藩镇命运的影响，推动了唐代藩镇割据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独立研究与孙继民先生所言唐代河北藩镇“最大限度地追求以藩镇最高权力世袭化为主要目标的地方自治”[4]有异曲同工之处。唐代河北藩镇的地域主义的提出，既是对史料中的“河朔故事”内涵的新发掘，又是对“河朔故事”内涵的高度概括，其史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贯穿整个冯著大部分内容的一条隐性红线，是考察其某些研究内容之特性时，无法分割开去的思想文化前提。 　　河北地域主义的要义之一是求得节度使的世袭、以土地传子孙，河北藩镇首先确立的是藩镇领导阶层的权力继承体制，冯著称其为节度使培养和任用的“唐代河北藩镇储帅制度”[5]。客观而言，这一制度与河北地域主义互为表里。厘清藩镇的领导体制的形势是剖析唐廷中央权力在河北地区运行局限、地方藩镇与中央关系及藩镇性质的基础，可谓是藩镇研究之“眼”。这是以往研究并未注意到藩镇问题，说冯著对河北藩镇储帅之制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先见性并不为过。 　　正是因为这种研究的开创性和先见性，使冯著划分出中央能够控制的顺地藩镇的僚佐储帅制和河北地区的世袭性的副大使储帅制两种形式[6]，从而突出了河北藩镇领导制度上的特殊性。河北藩镇节度使一般以其嫡长子为副大使作为储帅，与其他顺地藩镇存在很大不同；其制则大体出现于德宗以后，并一直持续到唐亡时期，比其他顺地藩镇的僚佐储帅制形成晚，结束也晚[7]。副大使储帅制度虽然在维系河北藩镇内部稳定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储帅暗弱、疑忌诛杀大将、兵乱由之而起之弊。这种研究结论无疑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对人颇具启发之意义。至于河北藩镇储帅制度形成相对较晚的原因，冯著似仍可通过适当说明来深化人们对河北藩镇割据之特殊史象的认识，作者对这一方面的用力稍显不足。 　　其次，河北藩镇的地域主义必然导致藩镇政治守成有余而创置不足。换句话说，也可叫做政治野心的非宏大化。这本身也是河北藩镇地域主义的另一方面。按《唐六典》所载藩镇军事体制，在藩镇（道）之下有军、城、镇、守捉之节级设置。唐前期之幽州镇即是由雄武军、高阳军、唐兴军诸军构成。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之魏博、成德（镇冀）二镇各以天雄、成德为军号，是只一军之置，结构相对单一。学界对唐代藩镇的军事组织结构，按对藩镇的地方行政组织的不同理解，划分为二级或三级、四级等复式层级。专著则通过对史料的挖掘，以军区设置为依据，对唐代藩镇提出一个新的整体性认识，认为唐代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