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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 NUMPAGES 破解京津冀一体化困境的思考-经济 破解京津冀一体化困境的思考 文/牛凤瑞 【摘要】京津冀客观上存在着较强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特殊的省域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由授权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弱化对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过高期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是界定政府权力边界。 关键词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牛凤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城市发展与环境。 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有关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总体思路、基本路径、方案举措等众说纷纭，仁智互见。笔者接触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已经30多年，对于破解京津冀一体化困境之道再做如下思考。 一、京津冀一体化是特殊的省域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 京津冀一体化从1983年国家土地管理局立项京津唐国土规划纲要研究，提出理念设想，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以首钢搬迁为代表的付诸实践，其间经历了近30 年。这里既有两市一省特殊区位、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思想观念等原因，也有政治经济体制、行政区划分割等原因。把握特殊性，针对具体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找准京津冀一体化的前进方向。 京津冀一体化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内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是在同一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下，同一货币金融体系中，同一外经外贸政策约束下的不同地域之间的协同发展。京津冀一体化的协同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协同发展。我国省域多以自然地理地貌划分边界，一个省域即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幅员，国民经济体系具有相对较高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历史文化具有较浓重的地域特色，省域边界基本稳定大多也有数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京津冀共同拥有一个自然地理单元，拥有同一个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圈，50多年前京津郊区的大部分还隶属河北。从历史上看，北京为京畿重地，而津冀则属畿辅之地，且均有700多年历史。京津冀客观上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承传上本应融为一体，只是因为行政区划被割裂开来。同为直辖市的上海东部邻海，陆地分别与江苏、浙江接壤。换言之，江苏、浙江仅有一隅与上海接壤，而京津两大直辖市陆域几乎被河北省域合围，是名副其实的河北“飞地”。这种地理中心腹地被京津开“天窗”的行政区划阻隔，不仅肢解了河北发展的整体布局，而且限制了京津两市的发展空间；不仅是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深层依据。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由授权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从上世纪50年代京津冀行政边界划定到改革开放，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体制，政策的方向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京津冀区域的资源要素配置首先要服从国家计划，执行中央指令。由于特殊的区位，满足京津两个特大城市发展需要的区外成本首先要由作为农业、农村大省的河北来承担。京津两市既然能够通过中央计划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就没有必要更不会有动力与河北进行相对艰难的平等的利益博弈。而河北虽有对京津的需求，但首先是执行中央指令，履行支援京津的义务。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实行的是由南向北、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由局部地区先行试验到全面推开的渐进的递度推进战略，地区发展更多地受惠于中央的放权和对地方发展自主权的赋予，于是争取中央赋予优惠政策，建立各种类型的特区、新区、开发区，甚至某些重大建设项目审批立项选址等成为省际竞争的重点，省际之间的经济竞争也更多地表现为争取中央授权发展的竞争，即所谓的授权经济。应该说，授权经济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和平稳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当时的体制下具有阶段性的合理性。但授权经济毕竟是中央高度经济集权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一种蜕变和延伸。随着开放的全方位推进、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授权经济固有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实现由授权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成为必然。授权经济取决于省级政府在中央的政治话语权。京津冀虽然同为省级行政区，但在中央的行政话语权则是北京高于天津，天津又高于河北。河北在与京津两市的授权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京津两市既然拥有授权经济的相对优势地位，又有发展空间，着力于自身的发展也就成为理性选择。只有在其自身空间环境不能容纳发展体量、授权经济效应大幅衰减的时候，两市才会有与河北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既是京津冀一体化从提出理念到付诸实践经过了20多年的体制根源，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所在。京津冀三地人口占全国的8％，GDP 占全国的11％，是我国经济集聚度最高的三大区域之一，也将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引擎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践将对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构建生产要素跨区自由流动机制、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