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箴文化地理论基础.docVIP

实用文档 文案大全 古代官箴文化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是指为政者，“箴”是指规劝、告诫与警示。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箴者，戒也。”另据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箴铭》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明朝徐师曾也说：“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谓之箴，喻箴石也。”(《文体明辨·序说》)由上可知，官箴二者合用，应有两重含义：第一，要求当政者在运用权力时，要借助道德精神的力量，实行自我克制与自我节持，才能把握合适的度；第二，当政者必定会出现弊端与失误，光靠自律难以自我纠正，需要规劝、告诫与警示。否则，就会贻误大局，危及自身。可见，官箴文化的核心，是从防止权力滥用的角度出发，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加以制约，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形式与监督思想。 　　官箴文化最早萌发于我国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并以箴言的形式加以传播，直接影响到部落联盟机关的领导层面。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诲己”的自戒：“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致朝。”(《全上古三代文》卷一)尧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淮南子·人间训》)禹有自戒的政语：“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贾谊(《新书·修攻语上》)这些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将民众视为高山或者堤坝，他们认为，民心动摇，就有如山崩地裂，自己的地位也将朝不保夕。这种自警自戒的权力自我约束形式，有助于部落联盟的正确决策，从而避免失误的发生。此外，从舜继任部落联盟长开始，创设“纳言”这一监督官职，对自己行使权力加以外部的约束。据《尚书·舜典》说：“帝曰：龙，朕塈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做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颖达正义说：“帝呼龙曰：龙，我憎疾人为谗佞之说，绝君子之行而惊动我众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纳言之官，从早至夜出纳我之教命，惟以诚言，每事皆言，则谗言自绝，命龙使勉之。”通过设置纳言方式，监督权力行使，纠正领导者的失误，开创了后世设置谏官进谏制度、给事中执掌封驳诏书制度的先河，深刻地影响着历代王朝。由上可知，官箴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以及丰富的底蕴。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自为与自立相统一的哲学基础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带有本民族特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独有的思维模式与观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诚如《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中华民族先人看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是依靠，或不是主要依靠神与宗教的精神力量，而是凭借自身自强不息的奋斗，完成精神与物质上的自立。而自立的动力直接源于道德的修养、知识与素质的提高。也就是，首先完成思想上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能动转化。即惟有厚德才能担当起民族与国家的重任，惟有自强才能自立。从一定意义上讲，自强与自立是来源于自为的推动，自为的最终结果是要达到自强与自立。两者间的辨证与统一，恰恰真实的反映了官箴思想与政治 \o 法律 法律实践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为政者惟有凭借官箴意识实现道德自律与外部监督，使自己纳谏如流，接受来自于各方面的批评与建议，实现“兼听则明”，才能避免失误。 　　(二)强化道德自律的伦理学基础 　　从官箴的“戒也”，“攻疾防患”的内涵中可以看出，它具有伦理学内涵，特别是道德预防的积极因素。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乃至为官者，一向注重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并认为是做人的头等重要事情。正如清人汪辉祖与父亲对话时所讲：“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官，不失为好人。自古得失有数，为官以实，勿因小利而失大义。做人做官其理一也。”将官箴思想运用到政务方面，就能形成自我约束与制度监督相结合，以道德预防为主的防范与惩治贪腐犯罪的模式。官箴主动防范的思想，有助于历代官员严格自律与奉公守法，有助于净化执政环境，警惕与及时防治贪腐等职务犯罪，推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中不难看出，中华民族注重道德建设是有助于防范贪腐犯罪的，这种防范意识优先的民族特质，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 　　(三)强调自我约束与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法学基础 　　1·君权自我约束的思想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出于长久统治的利益追求，主张对于过度膨胀的专制君权实行有限的约束，以避免因君主个人意志的恣意横行，导致出现误国与丧国的后果。周武王建国之初曾指出：“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商王受(纣)，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因此，他强调约束君主的权力与不当的行为。即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必须具备)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此后，后世一些帝王仿效周武王采取相同的方法。例如唐太宗以亡隋为鉴，实行君权的自我约束，他强调说：“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