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池塘资源合作治理理论的演进.docVIP

PAGE PAGE 1 公共池塘资源合作治理理论的演进 　　[摘要]由于兼具纯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与纯私人物品的竞争性，地下水盆地、灌溉系统、江河湖泊、牧场、林地、海洋渔场、臭氧层等公共池塘资源极易陷入“公地悲剧”的泥潭，产生租金耗散、资源系统拥堵、退化甚至崩溃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致命威胁。与其他“社会合作悖论”一样，人们唯有携手合作才能走出负外部性的阴影，实现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治理。传统治理理论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主张产权私有化（国有化）或政府干预来激励或迫使当事人相互合作以摆脱困境。奥斯特罗姆等人提出的“多中心自组织治理理论”则指出市场、政府、社群良性互动、协和共振是实现公共池塘资源长效治理的关键所在。公共池塘资源合作治理理论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公共池塘资源；外部性；社会合作悖论；市场；政府；社群；多中心自组织治理；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13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3-0076-06 　　一、公共池塘资源的概念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公地悲剧”一类现象的存在。亚里士多德便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不过，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戈登（S.Gordon）、斯科特（A.Scott）等一批经济学家才开始对海洋渔业普遍存在的过度捕捞现象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拉开了现代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研究的序幕。其后，哈丁（G.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地悲剧》一文引发了理论界对“公地悲剧”现象的高度关注和深切忧虑，相关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公共池塘资源概念的理解也不断深化起来。早期的研究者通常不那么严格地使用“公共财产资源”（commonpropertyresources）、“公共资源”（commonresources）或“公地”（commons）等多个相近概念来笼统地指称地下水盆地、灌溉系统、海洋渔场、公共牧场等现在应更恰当地称为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对象。上世纪七十年代，奥斯特罗姆夫妇（V.OstromE.Ostrom）对物品进行分类学讨论时才正式将兼具纯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与纯私人物品的竞争性（可分性）的混合物品定义为公共池塘资源。此后，人们用资源系统（resourcesystem）、资源单位（resourceunit）、取用（appropriate）、取用人（appropriator）等相关术语对公共池塘资源概念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并将其定义为资源系统产出可分但难以排他取用的自然或人造资源以后，公共池塘资源概念的上述涵义才得以确定下来并成为人们广泛采纳的标准定义。 　　举例来说，如果由于技术或制度因素，地下水盆地、灌溉系统、江河湖泊、牧场、林地、海洋渔场、臭氧层等资源系统具有与公共物品类似的非排他性，无法排除或难以排除一组潜在的取用人进入其中并对资源系统进行“分割”取用，而水、草料、木材、鱼群或单位可排污空间等从上述资源系统中被取用人取用的资源单位又具有与私人物品类似的竞争性，被一个人取用后便不能再被其他人取用的话，它们便都属于公共池塘资源的范畴。通过产权界定，无人所有的公共池塘资源可转归私人、政府或社群集体所有。后两种情况下，公共池塘资源转化为公共财产资源，因而可以用公共财产资源概念予以替代。但是，如果所有权归属的确立未能改变资源系统被开放进入以及资源单位被竞争取用的状态，则它仍属公共池塘资源的范畴。而某些具有非排他性但不具有竞争性的公共财产资源，属公共物品而非公共池塘资源的范畴。研究者因此需要对二者做出严格区分，这样既可避免误解和混乱，也有利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知识的累积性增长。 　　公共池塘资源可被进一步划分为开放进入（openac—cess）和有限进入等次级类型；根据资源系统的存储性与资源单位的流动性，可以对地下水盆地、灌溉系统、江河湖泊、海洋渔场等公共池塘资源做进一步的细分，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分类治理；近年来，奥斯特罗姆、詹森（MamoJanssen）等人力主从当事人之间及其与公共池塘资源、政治体系、社会制度乃至更大的环境一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理解公共池塘资源并将其定义为“复杂社会一生态系统”，有力地推动了公共池塘资源复杂性研究的开展。 　　二、外部性与“公共池塘资源悖论” 　　一方面，由于公共池塘资源系统具有纯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公共物品理论的标准结论，在取用过程中，由于不合作者很难被排除在合作者的正外部性溢出之外，不受约束的、短视的、理性自利的取用人有激励隐瞒真实信息、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资源